昌平区法院构建立案前多元化调解机制

本刊讯(记者戴燕军)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引入多种社会力量,采取不同的调解模式,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立案前多元化调解机制。2011年12月9日,昌平法院副院长     

关于立案阶段和解与调解结案的若干思考

2007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10条提出: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案阶段的调解制度。立案后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阶段对案件进行调解。立案阶段的调解应当坚持以效率、快捷为原则,避免案件在立案阶段积压。对于如何做好在立案阶段对民商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以及行政诉讼案件的和解与调解工作,并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论法院转介调解之路径

调解系统性进入司法是现代调解运动的核心内容。各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通过组织和转介调解两种方式来鼓励调解运用。法院转介调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在中国,法院转介调解可以划分为立案前的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两种形式。在性质上,前者属于诉讼外调解,后者属于诉讼调解。立案前的法院转介调解不宜称作委托调解。中国的法院转介调解机制运行不畅,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经过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通过三种附加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而经过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撤诉或以调解书结案。     

浅述庭前调解

200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在答辩期满前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可以调解”。2005年各地对立案调解（即庭前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原则、调解规程及立案调解效力等立案调解方面有关的问题都做了相应的规定。这些均为庭前调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及制度上的依据。本文就庭前调解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引入的基础研究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乃至动员下通过协调、庭外工作等方式解决。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显然,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已经名存实亡。本文对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引入的法理基础和现实基础进行探讨,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机制有其充分的基础。     

富顺县法院开展立案调解效果凸显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民法院在构建“大调解”体系和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工作中,以立案调解为突破口,组建“立案调解中心”,切实加强领导、配备审判资源,强力组织推进,把诉前调解和立案调解作为司法调解的第一环节和化解案件的重要手段,为人民群众解难,为党委政府分忧,为稳定发展服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问题探析——以沿河法院近年审理刑附民案件为视角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探索新时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机制,对于有效化解矛盾,修复因被告人刑事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构建“三位一体”调解机制 以大调解促进大和谐——从化市人民法院荣获“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确立"以大调解促进大和谐"目标,积极探索指导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有机衔接的新途径,努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纽带、诉讼调解为后盾的"三位一体"调解机制     

民事诉讼调解主持人研究——以广州法院系统为样本

调解主持人在诉讼调解中充当中间人角色，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起着斡旋、说明、建议等重要作用，虽然司法实践中对于调解主持人是否应处于主动地位存有争议，但调解主持人对于调解能否成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没有异议的。为了准确把握广州法院系统调解主持人的基本现状，发现问题、寻找对策，进一步提高广州法院系统的调解效率和水平，通过召开两级法院法官专题座谈会、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对广州法院系统调解主持人的基本状况、存在的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并就如何解决问题、完善制度形成了初步意见。     

中国社会纠纷多元调解机制的新探索

社会纠纷多元调解是化解社会纠纷的创新性实践机制,在政府大力创新社会治理的指导理念下,研究社会纠纷多元调解的基本法理,思考化解社会纠纷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分析多元调解的类型及存在的问题,深化不同调解方式的衔接,合理运用各种调解手段,将推进新时期多元调解机制的创新实践。本文通过对于实践样本的实证分析,试图形成新时期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适性经验。     

民事审前调解程序的构建

法院调解历来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传统法院调解中＂调审合一＂、＂调解与审判功能混淆＂的弊端,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调审分离＂的改革方案。审前调解就是实现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分离,是在立案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专门调解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审前调解程序具有当事人处分权优先性、独立性、契约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具有不同于审判程序的调解原则和程序设置。     

非讼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

为解决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非讼调解协议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不仅是对新形势下解决民事纠纷实践需求的回应,同时也从立法上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确保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实效性。     

“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处制度

行政调处是一项十分中国化的制度,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和研究行政调处制度是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作为各种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统称,行政调处存在着设定缺乏整体性等诸多不足。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机制对行政调处进行全方面的制度变革,以适应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     

司法调解的生产机制——以个案为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个司法调解个案进行剖析,解释其间法官与当事人的调解策略的生产机制。调解策略是行动者在结构中的位置潜在隐含着的行动方式,并且法官与当事人基于一种支配与误识的关系形成策略的契合,如此,才使得该个案以司法调解的方式结案。由此必须对该个案所涉及的法庭所在的司法场域的结构与法则,进而对司法场域由以获得合法性的政治场域进行分析,才可能真正发现调解的生产机制。     

“大调解”行动与“大调解”机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观察样本

大调解制度依托调解这种传统纠纷解决模式,以各种社会与政府资源的整合为手段,近几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当今大调解工作机制的运作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调解机制在减轻法院工作压力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就纠纷当事人而言,较多的人倾向于法院调解,大调解机制的运行效果不够理想。改进的措施在于,充分发挥其他调解作为自发秩序的自治力量,强化其作用。     

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

鉴于诉讼调解在彻底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方面确实具有判决难以比拟的优势,诉讼调解在司法政策上得到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欢迎,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我国原有制度已经为法官优先选择调解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在此基础上再大力强调调解,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法官调解,有可能会造成诉讼调解过度化乃至强制化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司法权威,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因此,必须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现象的产生。     

域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研究

如何有效化解日益增长的医疗纠纷,维系医患关系的良性运转,是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度重视行业性、专业性组织的作用,以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保障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的顺利运行,通过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确保第三方调处效果的最终实现是上述国家的一致做法.     

CHILD PROTECTION MEDIATION: A 25-YEAR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reation,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hild protection mediation (CPM)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rting with a few pilot projects in the 1970s, CPM has grow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article traces child protec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source Guidelines and Model Courts and then discusses what the necessary ingredients for a mediation program are. Mediation is then discussed from a judicial perspective. Barriers to mediation are listed,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special issues that arise when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CPM program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CPM is now recognized as a best practice by most judges and court improvement professionals and that it continues to grow.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