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网络问政透视

"网络问政,对于人大工作来讲,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如何构建人大网络问政体系?除了完善现有人大门户网站的业务架构,强化人大网站建设外,还必须紧紧抓住人大常委会工作这个"牛鼻子",逐步建立通过网络平台,多渠道引导公众参与人大工作的机制。建立网络问政法律法规,通过立法,既肯定网络政治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又规定网络问政双方主体的权利、责任和行为边界。     

微博时代网络问政参与主体分析

阐述了微博的兴起和发展对推进网络问政"自下而上"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分类概述了"微博"问政各参与主体的性质、作用、特点;重点探讨了微博问政各参与主体所实现的政治功能;总结、分析了"微博"问政参与主体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中国微博问政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和发展之道。     

网民对网络问政的认同分析与对策——基于广东省惠州市网民问卷调查的分析

为了解新形势下"网络问政"的社会影响力、认同度,以及不同人群对于网络问政的看法与意见,从而找到促使"网络问政"工作链条连贯、持续、有效的方法和机制,本文就广东省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运行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发现,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伪民意冲击民意真实性、党政官员问政能力不足、数字鸿沟的存在对网络问政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造成不良影响等三个方面;并为此提出了对策建议:政府应在提高自身网络执政能力的同时,建立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和相关法律体系,加大互联网的普及率,提高公民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进而消除数字鸿沟,多种措施并举,使网络问政制度化和常态化。     

知民情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

截至2009年12月底,我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3.6亿,比上年增长20.8%,互联网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一项网络调查显示:69%的网友认为,"网络问政"是党政干部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对"网络问政"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充满期待。     

论网络问政的兴起及其理性限度

互联网从虚拟世界走进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化身"网民",通过网络自由表达各种意见和诉求,开启了一个方兴未艾的"网络问政"时代.青年组成了互联网的主力军,与政府官员共同构成了网络问政的重要主体.网络问政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必须理性客观对待,警惕网络问政流于形式、疏于责任以及青年网络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发生.     

“网络问政”已得广大网民认可

高层领导亲自上网咨询问政,为各级领导干部利用网络、重视网意,树立了榜样。为了进一步了解、宣传和推动"网络问政",人民网与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共同开展了"网络问政"大型网上有奖调查活动。网友对"网络问政"给予积极的评价,特别是对网络反腐给予高度评价并充满期待。     

网络问政与政府回应

网络问政是信息技术时代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转型期中国,网络问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可以相互促进,又产生若干冲突。规范网络问政,需要政府加强回应能力建设,包括宏观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电子政务建设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设计。     

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的审视与分析

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与目标诉求的价值维度来审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总体而言存在着建设理念偏差、缺少整体规划、形式主义突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须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以加强公共服务和民主建设为基本诉求,以科学规划和加强立法为手段,大力推进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提升其专业化运营管理能力,整合和提升网络问政平台公共服务功能,强化网络问政平台健康发展的人才智力支撑,积极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     

关于网络问政健康发展的几点思考

网络问政作为中国执政生态的新事物，以其方便快捷的方式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成为政府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重要载体。概述了当前我国网络问政的现状，分析了网络问政存在的不足，并从制度建设和网站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网络问政健康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构建问政云平台促进政民互动与信息处理集约化——基于对奥一网及惠州网络问政平台的研究

通过对南都奥一网、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进行研究,总结分析了中国网络问政平台的主要模式、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并重点探讨了通过建设大数据问政云平台来创新网络问政信息的处理与应用。     

对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的思考

网络问政是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型执政方式。网络问政是信息双向流动的过程,官员既问政于民,民众也求答于官,通过官员与网民的对话,实现政民互动,构建和谐。在正视"网络问政"的不足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制度化进程,将有助于执政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网络问政”漫谈

<正>互联网时代,网络已成为思想观念的显示器、社情民意的晴雨表。随着国家领导人与网民交流,"网络问政"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引发人们思考。网络问政是新兴事物,目前政界、学界都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以为,网络问政的内     

网络问政的常态化与制度化建设

敖翔在《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撰文认为，网络问政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新亮点，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实现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推进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此，应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性运行模式，整合群众问政渠道，扩大网络问政内容的覆盖面，深化问题答复制与责任追究制，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崇左启动问政工程暨百名科长作风评议活动

6月9日,崇左市启动问政工程暨百名科长作风评议活动,把全市51个窗口单位以及推选出来的100名科室或窗口岗位主要负责人作为实施对象和评议对象,通过抓好"亮政、施政、督政、问政"等四个关键环节,采取组织问政、现场问政、电视问政、网络问政、评议问政等方式,重点解决行政不作为、     

政府回应性框架下的网络问政及治理思路

政府回应性框架将政府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政府回应放在政治、行政、经济与技术等环境中去审视。把网络问政嵌入政府回应性框架之下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明确了网络问政在影响政府回应因素中的位置,表明了网络问政对政府的回应性的挑战,为政府如何应对网络回应提供了思路。网络问政建设要注重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改善。宏观层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微观层面,要对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及妥善应对,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回应方式虚拟同现实相结合,回应制度化与常态化。     

完善公安机关网络发言人制度的思考——以广东警方网络发言人制度为例

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和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与公安有关的网络舆论和网络问政给公安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改变在网络舆论中的被动局面,公安机关顺势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以"网络发言人"名义与网民在线交流,利用网络发布政务信息,引导网络舆论,回复网民诉求,给新形势下的公安工作带来了活力。网络发言人制度是新兴的网络问政渠道,广东警方作为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先试先行者,探索出"广东模式",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随着网络问政的不断深入,网络发言人制度定会在公安机关广泛实施。完善网络发言人制度势在必行。     

“百姓问政”要落在问政实效

<正>在武汉市日前的一场"电视问政"中,群众对个别干部现场答复的满意率仅为29%。一家门户网站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百姓问政"沦为"真人秀"。为何本应拉近与群众距离、树立干部形象和政府部门公信力的"百姓问政"却遭遇信任危机?专家表示,"百姓问政"中,如何应对群众提出的困难和问题是一面镜子,折射的是干部"为民情怀"的多少。(7月14日新华网)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体察下情民情,把脉民众感知,乃执政之基。近年来,各种各样的"网络问政"、"电视问政"、"微博问政"等层出     

网络问政的生态化考量

网络问政作为政府和公众通网络媒介进行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包含了具有主体性的人和与之对应的环境,具有生态系统的特质。由于当前网络问政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存在主体角色定位不清、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以及网络技术有缺陷等问题,必须对生态主体进行管理并对生态环境进行建设,从而促使网络问政走上生态发展之路。     

网络问政的意涵、形式与特征

网络问政是网络参与型、互动型的政府信息化阶段的突出标志，是电子治理模式的一种体现。中国的网络问政可分为领导或者官员推动的姿态型网络问政、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引导型网络问政以及由于舆论或者网络性事件导致的压力型网络问政三类，其中，领导型的网络问政受制于个人的认识，缺少制度化的安排，因此作用有限；引导型的问政是制度化的安排，...     

网民问政的渠道选择、使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网民问政行为的调查

在众多影响网络问政效果的网民行为因素中,网民的问政渠道选择行为与问政效果有着显著关系。在网络问政的过程中,网民对各种网络问政渠道的使用效率有差异,政府网络渠道的使用效率高于非政府网络渠道,这种差异与网民的职业特征有关;相对于非政府网络渠道,网民对政府网络渠道的期望值更高,而期望值对其问政渠道选择行为有明显影响;网民的网络渠道效能认知对其渠道选择有影响;网民参与网络问政的动因对网民的渠道选择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