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讽修辞透视《官人》

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色彩斑斓,五彩纷呈,可谓“百家争鸣”。占主流创作主题当属“新写实”和“新历史”小说。其中,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刘震云是其中一位。 他的《官场》、《官人》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题材小说的创作趋向。这种创作趋向和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创作中的非历史化倾向是一致的。“在叙事中对历史确定性的怀疑,对把握历史的既有理性框架的摒弃,在小说功能上表现为认知和教化功能的淡化。”因此,理论家们把他的作品划归为“新写实”行列。尽     

三晋文化与古代小说

熟悉中国古代小说的人大概总有一些感受———一是中国古代小说同古代历史确有不解之缘,许多小说形象来自传说或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往往是在正史记载之外再增饰若干内容,于是古代小说中由“讲史”、“平话”到历史演义的作品层出不穷,连小说批评理论中也出现了“正史之补”、“羽翼信史”、“演述政事”等说法。二是古代小说具有明显的传奇志怪特征,而许多奇奇怪怪的情节往往要托付给某一真实人物,似乎是让人能够考信,从而增加其可信度。于是又有了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汉武帝宴请西王母等题材的作品,连《搜神记》、《聊斋志异》中的神怪乃至狐…     

明代小说评点伦理意图的形成

古代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一般是用儒家伦理德目作为规范来进行伦理说教，这一意图的形成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有所差异。就明代小说评点而言，其伦理意图的形成，与三个方面有关：其一，与经学注疏中的“微言大义”、选学传统中的价值取向、文章学传统中的文法意蕴有关；其二，与明代文人借评点来浇心中之块垒和书商借伦理说教来推销自己的刻本有关；其三，与评点中的小说主旨解读、人物情节分析、作者意图探寻、小说伦理重建等文本路径有关。     

吴趼人和“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     

嘉定知府朱庆镛与乐山清代古城墙

乐山古城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建筑清代古城墙,是乐山城市发展历史的一件大事.由于这一城墙连接明代城墙,并位于其东面和北面部分,故在地方志里被称作外城.由于明代修筑城墙时,“嘉州”已经更名为“嘉定州”,清代又称为“嘉定府”;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龙游县改名“乐山县”.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政治的“合法性”功能、“社会水泥”功能、“思想旗帜”功能；经济的协调与整合功能、节约和约束功能；文化的载体功能、教化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特色及其民族凝聚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灵魂”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主题”明确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基础”浓缩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在民族凝聚问题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导向功能；理想凝聚功能；道德教化功能。     

试评我国先锋小说的历史叙事

基于颠覆历史重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的愿望,先锋小说作家们选用家族衰败的传说、个人命运的无常作为他们历史叙事的题材,用叙述空缺使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再用“埃舍尔圆圈”式的重复叙述来消解历史的沉重感,并把历史衰败的原因归因于“性”与“原罪”。但过分的标新立异使得历史叙事背离了生活现实,流于表层的漫漶,难以揭示历史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意义,并导致了宿命论与神秘主义,使得先锋小说作家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的边缘。     

论明代话本小说教化特色

明代话本小说的教化特点在小说集名、篇名的命名中和作品的自序或他人的代序中,在作品的入话、得胜头回和结尾的议论中,在小说的具体内容中以及在书坊主的"识语"中都有所体现.以果报辅教化也是明话本小说的一大特色.     

城市符号的沉淀与延续——昆明金马碧鸡坊的文化解读

营造建筑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而城市符号则更多地表达了城市景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作为城市牌坊的昆明金马碧鸡坊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被誉为昆明的象征。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符号学理论，探讨了如下问题：金马碧鸡坊作为城市牌坊何以成为一个城市的符号而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作为城市的文化象征，金马碧鸡坊所承载着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城市变迁的一面镜子，通过金马碧鸡坊的“毁”与“建”,折射出了昆明这一历史文化名城是怎样蜕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通过上述研究，阐释了金马碧鸡坊的城市符号功能与文化象征，透视了隐藏于金马碧鸡坊中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为昆明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参考。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