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除监视居住的理由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犯罪现象本身呈现出与常态社会的极大不同,以保障人权和追诉犯罪为目的的刑事强制措施也得因之变化。监视居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但现如今,随着其制度生存的社会根基被剥离,适用条件违反了比例原则,适用空间极其微小,以及无法破除的执行困境等废除理由的凸显和强化,它必将日渐式微并最终被废除。     

流动人口犯罪强制措施适用的现实困境与前景展望——以杭州市为例

当前，在我国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犯罪达到城市犯罪总量的50％以上。由于其流动性．司法机关在适用强制措施时不得不以逮捕为主，造成部分涉嫌轻微犯罪的流动人口无法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造成本地、流动人口轻微犯罪适用强制措施的不平等。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鉴欧美国家保释制度的成功经验。在近期内，司法机关可以对流动人员有条件地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从长远看，应当更新观念，重构非羁押措施的执行机构，建立风险评估和异地保障制度，加强社会控制配套措施建设，加强弃保脱逃的刑事责任追究。     

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理解和适用

新刑诉法第七十三条对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条件、场所、方式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修正,首次明确规定了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可以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监视居住的特别规定,丰富检察机关办案中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从指定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概念入手,对指定监视居住适用范围和条件提出一些浅显的意见,希望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能尽快完善,从而保障司法机关公正办案,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在惩治腐败、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职能作用。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

刑事强制措施和无罪推定原则并行不悖.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揭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完成刑事诉讼的各项任务,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不可或缺.但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期限等来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     

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检讨与限制

我国在立法上保留了毒品犯罪死刑规定,并且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高居所有犯罪之首。但是,从历史文化观念、法益侵犯程度、刑事政策目标三个层次均难以论证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合理性。面对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情况和传统国民观念等障碍,主张全面废除毒品犯罪死刑是不现实的。我国毒品犯罪死刑制度的改革应走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之路,一方面废除部分毒品犯罪死刑立法规定,重点是司法上尽可能限制死刑适用的空间,为将来全面取缔死刑奠定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社会和公民实现对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理性认识,为毒品犯罪死刑规定的彻底废除奠定社会基础。     

应当针对单位犯罪刑事诉讼增设特别程序

从目前单位犯罪刑事诉讼实践分析，存在管辖空白、诉讼地位与角色混乱、强制措施与审判程序规定欠缺等局限。根据单位犯罪诉讼理论研讨和实践发展，亟待规定单位犯罪诉讼程序。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特别程序，涉及立法体例、适用原则和具体制度。     

死刑存废之争的法理思考

如何认识和评价死刑涉及正在进行的我国刑事立法改革的方向 ,涉及现阶段刑事司法中是应当增加还是应当减少死刑适用的价值评判。死刑不能铲除产生犯罪的社会根源 ,也不可能遏制犯罪的产生。死刑具有非人道性和不可挽回性。死刑的存废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一个长远目标 ,逐步限制死刑的适用 ,进而在适当时机废除死刑 ,是比较合适的途径。     

试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不仅涉及到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关系到人权保障,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对其加以合理的规制。     

死刑替代利弊分析

死刑存废之争在世界范围内沸沸扬扬,然而坚持适用死刑的国家无论面临来自国际还是国内的废除死刑压力和呼声,仍在适用死刑。我国适用死刑的总趋势是减少,甚至逐步被替代,替代是接受彻底废除死刑观念的过渡。事实上,我国刑法大部分适用死刑的犯罪不存在替代问题;另一方面,替代也可能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并对立法和司法提出新的挑战。     

透过刑事拘捕体系探索权力配置图景——以台湾拘捕体系为分析范本

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拘捕措施既要有效地应对多样化的犯罪情势，同时又不能显现出体系设置上平行化、适用上僵硬化、随意化等弊端。在现代主要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强制措施的适用要受制于比例原则、法官保留原则、法律控制原则等一系列法治原则，而暗含于这些原则的则是一种对国家权力配置合理性的预设及期待。这种权力配置的图景往往反映在其追诉犯罪的程序构造上。     

浅析监视居住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监视居住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由于立法方面的先天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很少适用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成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鸡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的存废问题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性措施是指囊括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中的“强制措施”和第二编“侦查”一章中的扣押、搜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文章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定性模糊，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的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应从完善立法和规范执法两个层面入手，把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保证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受到最严格的制约和监督，实现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效果。     

论保安处分的合理性

保安处分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安全,对具有犯罪或类似犯罪的反社会行为危险性的人或物所采取的刑罚之外的保安性强制措施。人身危险性和社会防卫论的刑法思想的提出,使以改善犯罪人,预防犯罪,从而保全社会为价值取向的保安处分理论更趋于系统化、具体化。作为刑法过渡桥梁的保安处分制度,代表着未来社会预防犯罪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建的宪法障碍及对策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我国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重建面临宪法方面的障碍,应在现有宪政体制下完善我国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制度。     

犯罪位与对策位——从对称现象的存在说起

犯罪现象也是一种生态现象,任何生态都有其新陈代谢,犯罪生态现象也是社会新陈代谢的一种。从社会存在的源头高度上来考察,还应当辩证地看待犯罪问题。如果我们把犯罪看成是社会的一种代谢物,那么就要尽可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使其尽可能少地出现。对各种刑事犯罪的治理要如此,对腐败犯罪的治理更要如此。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创新、金融环境的优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并对刑事法律的适用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可能导致洗钱犯罪、信用卡诈骗、盗窃、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的加剧,也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适用范围面临调整。刑法应当充分尊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肯定金融创新。一方面,坚持刑法调整的补充性;另一方面,对于确因互联网金融而引发的金融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应坚持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度性,从而发挥刑法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屏障作用。     

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理念误区及其修正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构建仍然受限于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实际上，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来处罚单位犯罪，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所处刑罚的合理性，其结论必然是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与理论应然状态的完全脱节。要走出这一误区，就应修正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念，基于单位犯罪自身的特殊性来构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     

再论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本质理论的批判

针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批判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否定社会危害性的观点还是用其他概念替代的观点,如法益概念,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真正有损于犯罪认定的,并不在于这一概念自身的内容是否具有规范性,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刑法学的研究不应纠结在何谓犯罪本质上,而应围绕着犯罪成立要件而且围绕着确认犯罪成立的最后一项要件展开。以社会危害性说为代表的犯罪本质论,实质是将追问犯罪的本质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依赖于对社会危害性的笼统证明,这损害了犯罪认定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只有取消社会危害性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才能在犯罪认定标准中确立真正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     

略论新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之把握——从一起案件的受理争议谈起简

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是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3条规定的案管部门受理案件应当审查的内容之一。对于审查起诉阶段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再次归案后如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及到对该犯罪嫌疑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