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

一1993年4月,中国企业界接连发生了两起企业家落马事件,大邱庄的禹作敏和长城公司的沈太福相继被捕。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失利的。那时的禹作敏如日中天,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他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号农民企业家”。1992年冬天,他的部属打死了一个人“,老爷子”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当检察部门派人来取证时,他将其非法扣留13个小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后来,天津市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     

从禹作敏被拘留审理说起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在14年改革开放中崛起。“中国第一村”——大邱庄英名赫赫,她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未来。不容否认,大邱庄取得的辉煌业绩是与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紧密相关的,人们敬佩这位发表过“经济政治学”真知     

大邱庄走过了禹作敏时代

禹作敏在1978年前后为大邱庄抓住了翻身的第一个机遇,那个机遇使得大邱庄甩掉了600年都未曾甩掉的穷帽子。几番风雨,几番沉浮,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里的昨天和今天。     

政绩与政德

禹作敏一事引起人们诸多思考与反响,可以吸取的教训是深刻而又多方面的。笔者以为,从用人的角度看,重政绩、轻政德也是导致禹作敏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禹作敏的“政绩”不可谓不突出。大邱庄所属企业产值连续翻番,集体资产达几十亿元,盖起众多别墅式的现代化私人住宅,一批家庭拥有了豪华轿车……使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但是,禹作敏政德欠缺早已显露。他在大邱庄搞“家天下”、”土围子”,实行封建酋长式的领导并非始于近日。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人惊诧:在     

今日大邱庄

回望14年,是否可以这样说,禹作敏的悲剧和大邱庄的坎坷,这是有五千年农业传统的农民躬身探索工业化之路的必然?整整14年,中国大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当年那个一夜之间从"颠峰"到"深渊"的大邱庄,今天会有一番怎样的景象?14年后的今天,《小康》记者走进大邱庄。     

辉煌之后他步入歧途——陈银儿堕落纪实

引子北有大邱庄南有邱二村提起天津的大邱庄,可谓人人皆知,而浙江的邱二村,也是知者甚众,它曾经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面旗帜。邱二村的原党委书记陈银儿就最是喜欢“北有大邱庄、南有邱二村”之说。可叹的是,如今的邱二村“村主”陈银儿也步了大邱庄“庄主”禹作敏的后尘,成了阶下囚。1997年12月16日,宁波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判处陈银儿有期徒刑6年。陈银儿从一位农民到大红大紫的全国优秀企业家,继而又成了一名囚犯,其人生历程值得众人深思。     

别把权力拱手让给坏人

基层政权怎么拱手让给坏人 前一段时间,河南的不少媒体都报道了关于巩义市小关镇“土霸王”胡光周落入法网的消息,着实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这不仅由于胡光周的恶行与前些年被揭露的那个大邱庄“寨主”禹作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不禁要问:胡光周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如此大的神通?他在小关镇恶贯满盈,群众怨声载道,各级政府不可能一点不知情,为什么一直没有“动”他?这次逮捕胡光     

大邱庄：沉浮30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绕不开几个村庄的名字——小岗村、大邱庄和华西村。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不约而同地缔造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缩影,每一个村庄都记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年轮。在这三个村庄中,大邱庄无疑是解析中国农村改革的最为典型的一例。在中央还没有吹响经济改革＂集结号＂的1977年,大邱庄就已经开始了求变之路,至今仍然被誉为＂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的第一个钢厂也是在大邱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统包结合、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生动的故事在这里流传。过去的30年,大邱庄从红得发紫,令中国无数多村竞相效仿;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自我,经济跌入谷底;再到锐意改革,二次创业,浴火重生,走出了一条跌宕起伏的变迁之路。30年后的今天,大邱庄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再次腾飞。和大多数正在走向城镇一体化的乡村一样,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单一、土地等问题也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大邱庄也已不再是众多乡村向往的＂榜样＂。但是考察大邱庄30年来所走过的以工养农、迅速致富的发展模式,或许会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     

大邱庄的启示

大邱庄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和典型曾经名噪一时,直到今天依然未淡出历史舞台。客观地讲,大邱庄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与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它三十年走过的道路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大邱庄的经验和教训表明,     

一个走向富裕的乡村——大邱庄

在经济改革中,中国出现了一批迅速富裕起来的村庄,天津市附近的大邱庄就是突出的一个.大邱庄是静海县内一个原来以逃荒、乞讨出名的穷困村落.昔日全村三千多人,只能靠种田过日子,人均收入长期徘徊在一百元左右;现在它迅速崛起,不仅兴办了许多乡村工业,而且农业也有新发展,农民生活富裕了,平均每户累计储蓄万元以上.在全国村级企业中,大邱庄的工农业总产值、集体积累均占第     

大邱庄的兴衰

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万万不行的。大邱庄的沉浮，留给人们太多遐想和思考。     

天津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研究———以天津双街镇、大邱庄为例

该文以天津的双街村和大邱庄为例，分别代表城市近郊农村和县域农村，梳理了两个案例的城镇化路径及呈现出的显著性的特点，并讨论了农村城镇化的共性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于志安出逃后留下的思考

光环笼罩、名声显赫的企业家于志安出逃菲律宾，他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注册资金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国有企业掠劫为已有，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近几年来，我国不断出现像禹作敏、于志安这样的企业家落马。全国至少有5000亿元国有资产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流入个人、集体和外商的腰包。国有资产平均每天以一个亿的巨大数额在流失。这说明于志安事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究其根源是制度性缺陷，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制度性缺陷所引起的必然结果。第一，开放改革之后，国有企业虽然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读者表达

第4期封面故事《突破，始于1978》，颇具匠心，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文章采写和版面编辑，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在角度选取上，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小岗村”入手，陆续解剖了华西村、大寨、大邱庄等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永远不要为了功利放弃正义

律师当到这份儿上,真可谓问心无愧了——上对得起社会培养公众期望,下对得起职业道德理性良知。 面对拥有显赫声名的禹作敏,毫不畏缩,挺身而出,替受害者主持公道,在法庭内外仗义执言,据理雄     

对大邱庄集体致富模式的文化反思

文化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从文化的视角对大邱庄集体致富模式进行反思,把握其深层原因,对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牢牢掌握面向公众的“话语权”

从近年来一些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不难发现，突发性事件被民众、媒体高度“聚焦”后很容易被放大，由单一事件演化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而舆论压力一旦形成，管理机构则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切实掌握面向公众的“话语权”，显得至关重要，     

网络自由表达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新京报》前记者、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被拘事件已尘埃落定，一切喧嚣狂躁的表达又重归于沉寂，意见领袖们对该事件已经消费得差不多了，正翘首企盼着另一个社会热点的出现。而此时正是理性审视该事件的时候了。     

《平度征地拆迂乱象》专题报道之五平度信访教育中心探秘

平度市信访教育中心 2013年7月4日凌晨4时。山东省平度市金沟子村的陈青沙、张朋珂、陈利利、陈元节等拒迁村民3户17人被强制送到平度市信访教育中心，家被夷为平地。这一强拆事件在陈宝成案发后被称为“七四”事件。“七四”事件与后来陈宝成涉嫌的非法拘禁案有紧密的联系，陈宝成是在得知“七四”事件后非常悲愤，才连夜就从采访地赶回平度的。而8月9日，正是发现了7月4日强拆他们房子的郭晓刚再次驾驶挖掘机来到他们家的废墟上，     

文摘

大邱庄的“农业奇迹”大邱庄原有11个生产队,1200多个劳动力,种4000多亩土地,最高年产粮120多万公斤。现在他们大多数人都进了工厂,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农业状况却越来越好。请看下面的一组数字: 1982年 215人产粮165万公斤 1983年 173人产粮170万公斤 1984年 163人产粮190万公斤 1985年 90人产粮202万公斤 1986年 34人产粮215万公斤 1987年 15人产粮225万公斤到今年,农业队又减为9人,计划产量还能增加。现在他们的农业劳动比例和人均产量已接近美国水平。他们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大量劳动力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