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法思想述评

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是神学政治论的集大成者。他从维护封建秩序和教会权威出发,通过调和各派观点而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但全面考察阿奎那的学说体系,就会发现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亦包含其神学体系之中。具体说来,阿奎那指出了人民有抵抗暴政的权利,法律和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应当参与政治;提出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表达了一个国家有实施法治的必要。     

为上帝的事业辩护——论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及其现实意义

神正论思想最早出现于《圣经》中,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分别将柏拉图学说及亚里士多德哲学引入基督教教义,对神正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莱布尼茨在继承批判前人神正论思想的基础之上,用"前定和谐"和最好世界的理论解释恶的存在,多角度地论证上帝存在,全面系统提出了神正论学说。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对于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纠正当前消极悲观的社会心理和怨天尤人的生活态度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灵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应弘扬正义,但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仁义学说,也有别于西方近现代的正义论,而是有着现实经济利益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工人阶级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具有丰富的、具体的内涵,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灵魂。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国家观比较

国家观是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国家理想、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的观念和理论体系。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关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职能、国家的未来趋向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做出过相关论述,且两者之间是辩证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两者进行分析比较,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生命体验论探微——以陈忠实文学创作为考察对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了具有探索色彩的文学流派,文学创作理论和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以生活体验论为理论指导,那么,具有探索性的寻根文学、第三代诗歌、新写实小说等文学流派则以生命体验论为创作指导思想。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化情形。他在总结《白鹿原》的创作经验时,形成了生命体验论创作观。以生命意识观照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是陈忠实生命体验论创作观的前提,以民族国家叙事为背景的个人叙事是陈忠实生命体验论创作观的关键,从文化心理结构视角塑造人物是陈忠实生命体验论创作观的灵魂。     

试论阿奎那理性观的背景、内涵及其影响

阿奎那运用"理性"整合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奥古斯丁神学,建构起了一个系统化的理性神学体系,创造性地解决了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政治与宗教这三大关系的基本问题,不仅顺应了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发展潮流,还为后世思想及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功利主义再反思

围绕西方公正观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按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我们如何从西方公正观的演进中汲取智慧和经验教训.30年间,学界对于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就是从引进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始的.围绕《正义论》在西方展开的争议中的各种学说,包括对于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传统的回溯,后来逐步介绍进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今中国关于"公平正义"的讨论中尽管有不同的主张,许多也是从这些学说中寻求学理的支撑.不少论者都是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说起的.就此而言,如何从学理、意识形态和实际的政策和操作等不同层面,把西方的思想、学说和实践加以梳理,就显得十分重要.     

论中国传统生态观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契合

中国传统生态观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世界观方面看,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自然整体观"、"物种平等论"与中国传统生态观主张的"天人合一"观、"民胞物与"论相契合;从方法论角度看,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循环经济"模式与中国传统生态观的"阴阳五行"太极模式相契合;从实践观看,二者有诸多相通的"清洁生产"观念和行为。研究二者的契合性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托马斯论激情与德性

中世纪道德哲学的主导线索是意志主义,这是由奥古斯丁奠基,经阿伯拉尔发展,一直到托马斯和邓•司各脱,都围绕理性与意志两个要素绽出、演变。人们习惯认为,托马斯的立场介于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之间,主张理智意志论。托马斯强调理性和意志之于德性的规定作用,同时也非常重视激情的道德属性,激情甚至构成德性的第三个要素。总之,激情、理性和意志三者彼此共属,共同作用,触发并规定德性。托马斯的激情与德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进行双重继承与改造的结果。     

并非极权主义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兼论黑格尔的个人观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强调国家、普遍性对个人、特殊性的优先性,强调二者的辩证统一。黑格尔在强调国家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和否定个人及其自由、权利和福利的存在,相反,他是十分重视的。本文通过挖掘黑格尔的国家观和个人观,澄清有关黑格尔国家学说"极权主义"的误解,同时论证其非极权主义性质。     

利维坦:从神话到现实的国家之路

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包含更多的现实性,他以人为基础来说明国家的形成。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是私欲与理性相互冲突的结果。霍布斯揭去了国家的神学性质,但他的国家学说根本上是错误的。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说是绝对君权论的根据。霍布斯绝对君权论的产生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与个性因素。     

新教伦理下的自然法论

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它对于自然法思想的发展有哪些具体影响至今仍为国内学界所忽视。本文以基督新教的因信称义论和禁欲伦理为研究对象,以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为突破点,概括出宗教改革运动对自然法思想发展的下述作用:因信称义论构成了对阿奎那式自然法思想的根本驳斥,终结了古代自然法学说;自然法在加尔文教派的禁欲伦理中被视为自然的规律或可等同于神圣法;基督徒的精神自由反对世俗王国权力的干预,为思想自由成为一种权利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的政党观:主题、逻辑结构与理论特点

邓小平政党观是邓小平关于政党问题的系列观点或观念的总和,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的核心政党观,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新发展。邓小平的政党观是围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效执政这一特定主题进行逻辑运演、加工、改造和科学抽象的结晶。它由政党执政本体论,即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样的党;政党执政实践论,即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执政;执政党建设论,即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怎样建设三大部分构成严密的逻辑结构。从理论上看,它是对中国社会特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回应、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特定历史和时代环境的反映,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简论阿奎那的爱德秩序观及其对儒家“仁爱”秩序观的支持意义

13世纪伟大的神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巨著《神学大全》第二部分中集中论述了爱德,其中有几个问题是相关于爱德的秩序。将爱德秩序与儒家仁爱秩序观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托马斯.阿奎那的爱德秩序观为儒家的"仁爱"秩序思想提供一种"支持",彰显出儒家"仁爱秩序"在世俗世界里的普世意义。     

从国家农业观念的变革看山地烟区现代烟草农业合作组织的实践——基于湖北恩施现代烟草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践研究

国家农业观念是一个国家指导农业发展的主导观念。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农业观念,这些观念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观念相一致,并体现在各项政策中。现代烟草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农业观念,包括适应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本位观、国家主导观、农民权利观、就地现代化观等涉及农业发展的一系列观念。现代烟草农业合作社适应国家农业观念的变革所走出的发展之路,之所以能突破传统合作社理论,正体现了当代中国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是"实践反驳理论"的成果。     

浅析邓小平的矛盾观

浅析邓小平的矛盾观卢昌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并使之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试图从“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等著名命题中，探讨邓小平矛盾观的动力论、协调...     

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利益观、时代观、外交定位以及外交政策与簸略等重要内容，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它凝聚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说的继承和创新。     

社会优位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

在处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历来有国家优位论和社会优位论两种截然相反的理念。社会优位理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要树立这一理念,应当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形成权力制约的观念,二是形成权利至上的观念。     

“小农经济稳固论”的基本观点和早期争论——基于19世纪中叶以前的学术史回顾

19世纪中叶以前,以西斯蒙第、约翰·穆勒、威廉·罗雪尔为主要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秉持调和折衷主义的学术理念,先后提出所谓“小农经济稳固论”、“大农场和小农场适当搭配论”、“大中小农场和谐共生论”等学说,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些学术观点是一种发育不全和缺乏理论生命力的伪科学,但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一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从理论源头上澄清这套学说体系的来龙去脉和落后本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