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行政：后官僚制对官僚制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行政改革经历了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发展。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理论界提出了接纳官僚制或超越官僚制的种种设想。官僚制奉行行政本位与规则中心,而后官僚制则具有行政道德化倾向,体现出公民本位与责任中心的特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现实国情,以德行政应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制度化过程。     

官僚制理论回顾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官僚制在历史进程中对维护社会稳定 ,保持资产阶级政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公共管理不应该是对官僚制的简单摒弃 ,而应该是“扬弃” ,是克服与保留并存。中国行政改革借鉴官僚制的理念 ,应主要体现在实现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法制化和科学化上 ;应做到行政管理的服务化和效率化 ;力求行政机构的小型化和行政服务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官僚制理论与我国行政改革取向

官僚制理论在当今全球行政改革的潮流中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但实际上 ,以行政管理效率为宗旨 ,以严密的组织设计、严格地依法办事、专业化的官员队伍为三大支柱的官僚制理论 ,目前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发展期的国家 ,行政改革可直接参考西方官僚制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适当参照其他理论模式的合理之处 ,从而构建一个充满理性、法制、科学的官僚制体系。     

评析理性官僚制中行政人员的过程性管理

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中的人事行政管理活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行政人员的选任，行政人员的定岗与培训，行政人员的日常管理三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在理性官僚制这个大系统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理性官僚制风格的独特内容。这种管理在保证行政人员训练有素完成各项工作，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满足行政人员自身的情感和需求，有效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挖掘行政人员的潜力等方面存在不足。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特征的剖析 ,着重探讨了中国管理组织模式的现状及造成此现状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要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出路 ,是在吸收、借鉴官僚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 ,发育、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官僚制。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我国官僚制弊端

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的西方当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在欧美这一理论指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西方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实践对官僚制进行的现实超越,代表着未来世界各国行政模式选择的必然方向。我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属于前现代官僚形态。要充分认识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我国现行官僚制弊端,实现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行政发展中的官僚制:强化与改造并重

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准确地认识和判断中国公共行政领域的官僚化程度，并依据这个基本的判断来对我国的官僚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中国处于官僚化不足的状态，同时又由于我国的长期封建历史所造就的传统官僚制仍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当前的行政发展中，对官僚制必须强化与改造并重。     

重塑官僚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人本官僚制

当今学术界对我国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行政体制争论不休。构建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与政府的执政理念相吻合的人本官僚制则是路径之一。因此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适时要素,健全行政组织体制,并在官僚制建设的同时增加人本要素,建立人本官僚制。     

新公共管理与中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 ,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替代 ,而体现的是在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发展递进性关系。官僚制是政府运行的基本结构和重要方式 ,新公共管理的范式并不能实现对官僚制的摈弃和革除 ,而只是对其存在的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 ,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对理性官僚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同时，韦伯也洞察到了理性官僚制的弊端。客观、全面地了解理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改革，对于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行政文化的视角探讨行政理论范式的变迁

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形成了我国特殊的行政文化,进而也造就了我国根深蒂固的官僚制行政。事实证明,每一次行政理论范式的变迁都是与行政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因此,要变革官僚制行政就必须在行政文化上寻求"哥白尼革命式"的转折点,这是解决我国行政理论和行政实践中根本问题的唯一途径。     

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摒弃还是完善：我国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取舍抉择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理论界也随之出现了超越官僚制、摒弃官僚制的呼声。官僚制的确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摒弃官僚制还言之过早。我国的官僚制发展还很不充分,因此在我国行政改革中对待官僚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发展完善官僚制而不是摒弃。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行政管理的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韦伯的官僚制入手,分析官僚制理论中组织管理非人格化的因素,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分析在我国行政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人格化管理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官僚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行为的非理性化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行政现代化进程。因此,探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