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权力关系之于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兼论特别权力关系行政救济的可能

高校与学生之间除有行政性法律关系、民事性法律关系外 ,主要是包含特别权力因素的关系。行政救济应为特别权力关系留有一席之地 ,以利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行政追偿时被追偿人的救济权探析——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为视阈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由于深受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使得被追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寻求有效的救济途径.然而,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急剧衰弱,民主法治、人权保障逐步高涨的背景下,应当赋予被追偿人以完全的救济权,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获得充分的救济.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刑事诉讼权利与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而公民权利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能否对国家权力滥用进行有效防范,而防范国家权力滥用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能否得到和平解决,而冲突的和平解决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权利救济还关系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而国与国之间良好的司法协助是和谐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论政务处分的不可诉性——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视角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但学术界关于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途径却未达成共识。国家政府与公职人员之间的勤务关系,实现反腐败的国家监察目的,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国家监察法律体系以义务为本位,这四个条件决定了监察委员会与公职人员之间的监督关系属于特别权力关系,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的一般特征。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视角出发,政务处分属于国家机关内部惩戒行为,即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其对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的政务处分,本质上是国家机关对其内部成员违法违纪施加的一种惩戒,只能寻求监察机关内部程序予以救济,不能被纳入行政诉讼救济范围。     

论特别权力关系问题之解决路径——以“否定说”为视角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近些年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的热门话题,行政法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激烈的讨论,笔者探讨了目前我国是否需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并且对于特别权力关系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路径.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反恐特别侦查程序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治理问题,恐怖主义犯罪的极端性也决定了反恐侦查程序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反恐侦查所必然带来的一些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上的突破,比如情报机构权力的扩大、对令状主义的弱化以及特别侦查手段的常规化等,但是这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人权风险。特别时期有特别政策,特别政策也需要有特别制约,在反恐特别侦查程序中也需要在强化国家权力与保持基本人权中保持动态平衡。应从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方面入手,权力制约上主要是侦查监督,在这里引入"检察引导侦查"的概念,权利保障上对恐怖分子的权利救济的限制,理应也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另外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条件地进行调整适用。     

论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近几年来,在司法审判的推动下,我国的相关研究已经起步。文章分析了特别权力关系的内涵、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等,重点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属于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法治化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是受公法调整的特别法律关系之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并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经历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修正过程。我国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和立法规范,游离于法治之外,因而有必要从我国行政法治并不理想的现实出发,引进“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积极、合理因素,顺应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逐步法治化。具体进路为:优先保护特别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尽力规制特别权力的配置;对特别权力主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审查体现特殊性。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罪犯权利保护悖论之消解

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中,监管权力对罪犯权利的侵犯是无法予以监督和救济的,其导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罪犯权利保护上存在着监管权力与罪犯权利二者之间的价值背反.为了消解这种价值背反所导致的罪犯权利保护悖论,可以通过法律制约、罪犯自治和社会权力介入三种途径予以解决.     

宪法权利救济:实践中之不足与对策思考

有损害就应当有救济 ,无救济即无权利。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公民的宪法权利因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滥用以及权利冲突所受到的侵害 ,并不能够都得到足够、及时、有效的救济。本文结合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分析 ,认为宪法权利的救济、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宪法与部门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完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和谐社会--以刑事司法为主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精神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协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刑事司法"与"和谐"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关联.和谐社会必然是崇尚法治的社会,必然是公民个人权利有保障、国家权力受约束、社会秩序井然、刑事司法公正得到实现的法治社会.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论程序法治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获取,而侦查权行使的主要任务乃在于收集犯罪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因此虽然两大法系国家均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但实际上侦查程序及侦查权都对刑事程序运作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论我国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奉行要求对案件事实作出裁断必须依据证据的证据裁判主义。而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农村环境污染救济的困难与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对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造成了较严重损害,但农民对环境污染的救济却存在多重困难,应从价值层面强化维护农民生存权的法治理念,并从制度层面强化政府的环保职责和提高农民的救济能力。     

建立我国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法哲学思考

建立我国军事行政诉讼制度 ,既有必要 ,又有可能。从理论上看 ,这是由军事司法制度的二元本位价值决定的 ,也是在军事领域内贯彻宪政精神之需要 ;从实践上看 ,这是体现司法效益原则 ,对遭受侵害的军事行政权利进行有效救济的必由途径。     

理性主义之辨析

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人类认识社会秩序、规则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建构论和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对人们认识社会秩序、规则有重大的差异,因此,厘清理性主义的发展过程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之路极为重要。     

如何送法下乡——以三部法治电影为切入点

我国的法治建设基本上是从城市地区开始的,因此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法治建设相对比较薄弱,而正是这些地区阻碍着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因此送法下乡十分迫切,已经成为一个学界一致认同的问题,而现在我们更应该关注和解决的是如何走一条适合我国实情的送法之路。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