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平台应用普及推广、社会治理预期关注、政务服务需求响应、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社会监督广泛互动的必然结果。基于宁夏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天津滨海新区“津治通”案例分析发现，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践，主要以“治理平台+制度规范”的形式展现，体现了平台建构层面的“技术支撑+制度约束”、应用范围层面的“线上自动+线下人工”、实践执行层面的“网络监督+网格落实”、行政方式层面的“追求共性+体现个性”和主体结构层面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运作逻辑。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尽管作用明显，但依然面临治理理念不明确、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急需建立智慧、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理念，形成数智化、民主化、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以数字政府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时代治理模式迭代的科技驱动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治理生态逐渐形成，成为驱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各个子系统依存发展、协同演化的基础性机制。数字技术对政府、个人和社会发挥赋能、赋权、赋智等重要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打造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完善全链安全的保障体系、构建包容协同的生态体系，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超越平台”:数字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突破——基于“小河网驿”的经验观察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因通过联结多边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与合作共治而备受关注。然而,平台型治理较为关注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整合,而忽视整合后组织结构调适和运行机制创新,高效协同治理的实践效能不彰。基于“小河网驿”公共平台的深度考察,挖掘数字化协同的新模式及其运行逻辑。可见,数字化协同通过价值引导、功能协调、政策反馈、考评监督等方式,突破了平台型治理的既有局限,推动了治理价值的共识重塑、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以及治理机制的长效运作,实现了平台技术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为促进多边协同互动与治理持续创新,需打破传统治理领域界限,兼顾主体价值共创与平台技术应用,以适应数字化治理发展的新需求。     

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构分析

从数字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处于数字治理2.0这一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构建进程得到有效推进,这一治理平台具有多种特征及多项功能。数字政府治理的一些主体在建构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如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实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亲和性均须进一步强化,这些问题的成因可归入五个层面。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发展趋向是:实现体系化建构、服务内容更加系统全面且呈现一站式全流程业务服务,采取一些举措能够助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进一步建构。     

网络时代政府治理转型三个维度简

网络时代的信息技术对传统的政府治理影响很大。从文化、技术与制度三个维度来看，必须对网络政治文化进行“理性化”构建，建立信息共享的网络管理平台，设计“四位一体”的网络治理机制。     

政府经济治理视角下营商环境优化的历程、特点及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府经济职能从管理走向治理,营商环境的参与主体、作用对象、实施机制以及考核动力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不同阶段的改革要求,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现代化。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须按照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要求,从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三方面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基于多圈层耦合的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体系建构北大核心CSSCI

在“媒介化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加速演进、复杂耦合的挑战下,应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亟待提升媒介化治理能力,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媒介化”对风险治理既有范式带来的治理挑战及变革可能性出发,综合多学科视角,分析其内涵及生成机理,可以将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解析为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元耦合的“媒介自律能力—媒介协同治理能力—媒介国际合作治理能力”三个能力圈层,并据此构建出多圈层耦合能力体系框架。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设本质上是因应“媒介—风险—社会”的共生关系,基于媒介自律前提,释放媒介作为新型治理工具和新型治理主体的建构性潜能及制度化力量,继而促成多圈层能力耦合集成、增强治理韧性的动态过程。这一进程是因应风险媒介化和媒介化风险的治理变革,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升维跃迁。     

政府化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政府化.其主要特征是委托人和代理人都由政府任命.这种政府化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缺乏有效的经营者选择机制,如逆向选择问题.第二,监督机制失灵,如监督动机的缺乏、监督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等.这就必然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发生.从长远来看,改革产权制度是解决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的根本措施.当前,要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入手,改变由政府主管部门直接任命企业负责人的制度,形成一个客观评价、选择和淘汰经营者的机制.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优化国企治理结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灵魂.我国国有企业目前虽然大部分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但由于政府管理职能转变滞后,政企未能真正分开,导致了许多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快政府管理职能的切实转变,使政企真正分离,成为当前进一步健全和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关键.     

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分析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调治理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方式协同化、治理模式开放等理念对于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分析，结合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从政府理念更新、治理主体多元、政府跨部门协同和加强危机预防等路径耘实现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调治理的转变。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新时代要求、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需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无法有效对接、信息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数据管理统辖能力较弱、数字政府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因此，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需在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构建政府数据信息安全规范体系、健全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论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政府行政不作为治理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因而，治理行政不作为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不作为有多种表现形式：“熟视无睹”型、“不以为然”型、“相互推诿”型、“冷漠无情”型。治理行政不作为，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倡导服务行政的理念；认真落实责任制度，建构刚性的责任行政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构有效防范行政不作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     

区域治理视野下的架构再造——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为对象的分析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行政区治理模式面临着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已经不适应园区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园区多种风险叠合,多种公共问题杂合、难以提供即时持续的管理服务等,因此,必须加以调整.从所面临公共问题的跨区域性、治理理念的适应性、政府组织架构的对应性等方面考虑,奥林匹克公园由“行政区治理”模式调整为“区域治理”模式具有可行性.根据区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奥林匹克公园应当从公共组织结构再造、公共组织职能重塑、搭建合作治理平台等方面调整和完善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有效的政府治理关键在于方式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摹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府管理”发展到“政府治理”,是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改革的一种发展趋势。     

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及中国的分析路径

地方治理是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理解地方治理可以从两种纬度去把握,即横向的多中心治理和政府间分权与治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地方治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是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即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和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启动和提升地方组织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能力。因此,以权力转移和权力配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为分析中国的地方治理建构了基本的分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