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治理:重塑府际关系的新趋向——基于近年来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述评

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合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因而成为近年来国内公共管理、政治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基于对近年来相关文献的梳理,从区域治理的空间布局及其对府际关系的重塑、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要求以及区域治理模式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对区域治理研究进行概述。然后,从特定理论视角出发,对目前区域治理的实践与学术研究做出初步的评论,并对区域治理下的府际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向做出展望。     

吸纳·调控·合作：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模式——基于杭州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前在同一行政与社会空间内可能并存着“吸纳”、“调控”与“合作”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它们各有特定的发生机理,也象征着权力从政府向社会的渐次转移。公共治理领域的分化、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及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协同治理模式多样化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多边规制不足、治理力量失衡、普遍信任困境则成为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此外,全能主义与简约主义的经典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多元协同的治理现象,亟需拓展性的理论思考。     

“非典”中我国政府行为及其治理模式的反思

我国政府组织、领导全社会抗击“非典”的过程,为开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全新模式提供了新鲜经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政府必须加强防范危机意识,着力解决公共管理的深层次问题,以推进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     

无锡市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与机制创新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在治理框架中处于“承上启下”地位,在治理实践中承担着多种角色和任务。如何构建多元共治社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无锡市积极探索建立扁平化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无锡样本”,并被评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优化

危机管理碎片化倾向是我国城市危机管理面临的潜在共性问题.走协同治理道路,提升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是危机管理破除碎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文章在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要素基础上,基于危机管理4R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协同预警能力、协同应对能力、协同恢复能力、协同削减能力等.从四种治理能力出发,结合我国城市危机管理实际,提出构建和优化我国城市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政府合同制治理的风险识别及策略选择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服务实现了权威治理向合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合同制治理的兴起既有思想基础,也有实践根基.同时,这种治理模式也存在着目标一致风险、监督风险、合法性和寻租风险.为此,要从提升公共管理的能力、实现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加强行政官员伦理建设等方面寻求破解策略.     

基于府际治理的长三角流域环境有效治理研究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目前,长三角的区域环境污染、特别是跨界环境污染已非常突出.研究发现当前长三角环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公共治理的"囚徒困境"和现有行政体制的分割.解决其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强化区域合作观念、加强网络治理、丰富区域环境治理的社会资本、建立和完善区域环境联合治理机制、建立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建立法律化的合作行为.     

“平战结合”模式下推进党群服务阵地体系功能建设研究——上海市松江区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等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以上海市松江区的实践为例，研究“平战结合”模式下党群服务阵地体系在激活组织体系、优化“融合枢纽”、解决实际需求等方面的功能建设，并针对疫情暴发期间出现的问题，提出在加强政治引领、社会动员、平战转换、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建议。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区划制约及对策分析

我国既有的以行政区为界限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愈来愈不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行政区经济”导致各地自成体系发展,产业结构趋同,要素市场分割化,以及所谓的“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难以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从“行政区经济”转向“经济区经济”不仅要求转变区域发展理念、适当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更为关键的是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立法,建立跨行政区的经济协调发展管理组织。     

政务公开制度与公共治理——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

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共治理模式是相型相构的，它们同为“现代性”事件，在思维方式、功能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实现政务公开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同时，从效应上阐释，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扩大公共参与促成公民社会，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实现公共管理的公正性，重塑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有利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对政务公开制度的建设还面临许多问题，政务公开法制化缺失、政府义务性缺失、公民权力意识的淡薄均会对公共治理中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造成阻碍。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等不失为促进二者发展与完善的、具前瞻性也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政府文化行政职能转型研究

整体性治理是在对新公共管理导致的服务分裂性和管理碎片化反思与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其目标是运用整体性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构建一个整体效果最优的服务型政府。这与文化行政职能转型的目标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性。通过整体性治理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可全面而系统地分析文化行政职能转型因观念滞后、组织结构失衡、制度保障缺失而导致的职能定位不清、职能关系不顺、职能运行不畅等问题,并从职能整合、部门协调、信息共享、制度保障等方面探寻其有效的实现路径。     

省际接边区域治理的公共责任探究?

参与区域协同治理是各个行政区主体的公共责任。具体承担着跨越行政区的公共事务,包括公共安全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经济协同发展、文化建设与发展等方面的公共责任。实现省际接边区域协同治理,应把公共信任、公共精神作为实现区域善治的伦理基础;把建立健全完善区域系统治理制度、法律法规政策作为区域协同实现善治的政策制度保障;以政府间协同作为省际接边区域协同实现善治的出发点。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村民小组“微治理”助力乡村“大振兴”——以普安县江西坡镇为例

普安县江西坡镇以提升基层组织力为重点,全面推行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小组“微治理”,通过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务”、推行“微教育”、实行“微管理”、强化“微监督”,引领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强大内生动力。一、江西坡镇的“微治理”模式普安县江西坡镇党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村民小组延伸,形成了“微治理”模式。普安县江西坡镇的“微治理”模式包括以村民小组、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为核心的“微组织”,以网格长和网格员开展“微服务”,依托“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或“道德大讲堂”等载体推行“微教育”,推行诚信村民管理办法实行“微管理”,以群众监督为主体强化“微监督”。     

合作制组织建设与治理方式变革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人类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巨大变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标示出公共管理关系的变化,但多元治理主体只表明政府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它并没有说明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合作治理则回答了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合作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形式,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能使合作变为现实。合作制组织的网络式结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原则向我们展示出其可能的图景。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制组织建设来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趋势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服务实现了权威治理向合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经历了由政府垄断向政府购买的跨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既有国际经验的借鉴,也有对国内国情的分析和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的考量。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着态度困境、监督困境和能力困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要坚持市场化导向、规范化操作、专业化管理的原则。     

中国社会治安体制改革：迈向“多中心治理”

社会治安体制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构成，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来看，中国社会治安体制经历了从静态模式到动态模式的转变，已经形成了一些有效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机制。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社会治安体制改革有了很大进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来自农村、非公经济组织、流动人口、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社会治安问题对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国际经验和新公共管理理念来看，对中国社会治安体制改革白芎滦化应该倡导“多中心治理”理念，以社区为导向。     

“三级联治、重在社区”的村级治理模式研究——以江西省AY县村制改革为个案

在传统“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下，村级治理凸显了许多问题与困境。江西省AY县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探索出“三级联治、重在社区”的村级治理新模式，形成了“乡镇党委→村党总支→社区党支部（党小组）→党员服务站→党员中心户”的党组织领导体系、“乡镇政府→村委会→社区理事会→理事会三中心”的行政及自治组织体系、“乡镇公共服务部→产业（行业）协会→村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能工巧匠”的服务组织体系、“乡镇纪委→村监委会→社区监事会→监督员”的监督组织体系。     

整体性治理：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呈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具有高度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鲜明跨界性的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以整体性为取向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工具，与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碎片化整合高度契合，成为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想的模式选择。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需要从公共危机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流程、治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整合。     

对西方政府治理新模式的思考及启示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西方政府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治道变革。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治道变革 ,引发了“中国官僚制变革 ,治理新模式同中国适应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同时对中国的行政改革 ,建立新型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