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法治化:类型、规范与程序

我国现有的涉诉信访制度未能准确定位信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将两种性质相异甚至是相斥的救济进行"拉郎配",严重冲击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与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明确提出要把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涉诉信访的法治化需要信访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的深层次、互动式改革。具体进路有:一是有效梳理涉诉信访的类型,实现"诉访分离";二是以信访制度的整体规范化为背景,转变信访的功能并限缩信访救济的范围;三是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凸显信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区隔与衔接程序,实现信访的"去司法化"与司法的"去信访化"。     

刑事司法中逻辑法条主义的反思

鉴于"深圳鹦鹉案"等热点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与大众情感、观念的尖锐对立,有必要对决定裁判结果的逻辑法条主义进行检讨与反思.逻辑法条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包括定罪层次的定性化机制、量刑层次的定量化机制以及刑事程序的科层式决策机制等.逻辑法条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成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法条主义从无到有、逐渐形成,当前的司法体制则为逻辑法条主义的盛行提供了理念、制度、技术上的支撑.然而,逻辑法条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冲突,包括实质正义观念和形式正义观念的冲突、专业审判组织决策与民众意见的冲突、抽象立法与具体现实的冲突等.为达成逻辑法条主义下的情法协调,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予以改革完善,包括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巡回法庭的法律审制度)、提高立法技术等.     

中国司法裁判中法官的信息选择机制研究——从审判与舆论的关系切入

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以及司法审判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使得舆论易于进入到司法审判之中,进而影响法官的信息选择以及裁判的形成。这种开放型的信息选择机制尽管有利于提高司法回应社会的能力,但却为"舆论审判"的形成埋下了风险,不利于司法法治的形成。因此,法官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信息选择机制,以确保其能够处理好舆论与审判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形成社会可接受的司法裁判结果的同时推进司法法治化。     

民事“四审”与权力监督

在我国,法院具有两种职能,即"依法裁判"与"政策实施"。这两种职能的履行均需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随着"司法去地方化""司法去行政化""审判专业化"改革的推进,对依法裁判职能的监督应逐渐让位于由当事人启动的法院内部上下级监督,而检察监督应当逐渐向监督政策实施等法院公益职能的方向转化。这既保障了法院通过"独立审判"作出的判决的稳定性,同时也发挥了检察机关于民事司法中的监督角色。《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所创设的"第四审"为该种监督职能的转换提供了制度途径,并且为政策的"法律化"及司法机关"合力"监督权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     

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证据裁判原则精神的延展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石,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核心原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2013年《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裁判"原则,但是,"证据裁判"之原则精神和理念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并且较旧法有所拓展和加强,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也有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权威,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考察证据裁判原则的缘起与嬗变,探索其内涵与本质,并进一步解析证据裁判原则精神在立法修正中的延展和缺失,认清证据裁判原则的立法趋势,对新《刑事诉讼法》之顺利实施大有裨益。     

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看得见的正义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对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以及司法权威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文章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再审程序制度作为域外法的参照,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必须进行有限性的改造,使之确实成为"看得见的正义".最后,文章提出了建立"再审之诉"的正式诉讼程序制度,在再审申请范围、受理法院、再审的程序与实体法定理由重构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案,并对再审程序予以修改.     

论裁判脱漏及其程序上的处理

裁判脱漏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现象,由于我国立法的空白,理论研究的欠缺,司法实践中对裁判脱漏问题的处理存在诸多问题,意见难以统一。为此,本文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对裁判脱漏的概念、裁判脱漏的范围与认定以及程序上应如何处理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制度设计的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规范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宪法融入民事裁判的路径与方法

"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规范和制度下不具备可行性,但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宪法对我国民事裁判领域不产生影响。事实上,从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个案中法官对宪法的优先遵守义务以及宪法融入民事裁判的界限(私法自治)三个方面,可以奠定宪法融入民事裁判的理论框架。而且,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提出宪法融入民事裁判的路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宪法观点间接适用到民事裁判中,并由此对我国法院未来民事裁判中活用宪法观点提出一些建议。     

案例指导制度在法学方法论上之检讨——以司法标准化为背景

案例指导制度以总结司法经验,落实"同案同判",统一司法适用为逻辑起点,通过裁判要旨的归纳,提炼司法规则,实现程式化司法,以提高司法效率,其本质上属于一场渐进的"司法标准化"运动。然而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已逐步偏离"指导判案思维"的制度目标,日益演变成了事实上的"结论指导",使其附带上了实质性的造法功能,从而导致该制度因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性地位不明确、功能定位不清晰以及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饱受争议。因此,有必要从法学方法论上检讨案例指导制度之司法理性及其活动路径,进而构建完备的运行保障机制,以期消解案例指导制度可能引发的司法标准化的负面效应,避免走向"机械司法"的误区。     

习惯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

司法裁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习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含有"习惯"及其相关词语的裁判文书进行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现有司法裁判中,法官们并不拒绝运用习惯。在司法裁判当中,有将习惯作为事实的,也有以习惯来证成事实的,还有将习惯作为行为的规范标准的。同时,在裁判理由当中,习惯的运用广泛存在。在此基础上,反思了习惯的司法认定,习惯为何难以被使用为裁判依据以及习惯运用的法律方法问题。     

探析司法裁判的现状与走向——以热点案件引发的民意为视角

在司法领域，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尽管目前缺乏较为准确、便于评估民意的方法，但民意仍对司法裁判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并不时地使之处于尴尬地位。囿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必然有诸多纠结。因此，司法裁判要改变尴尬现状，实现与民意的共赢，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民意介入司法裁判的困境与出路

民意希望通过给司法加压的方式,迫使司法裁判符合自身预期.但由于公众在目的上的宣泄性,知晓案件信息的片面性,表达的多元性和可控性,使得民意介入司法裁判存在内容、方式和结果三重困境.要构建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需要在观念上坚持司法职业化和司法民主化的制度结合,在制度上构建民意进入司法裁判的程序规则,在司法环境上避免工具主义司法观,在法官队伍建设上提升业务素质与道德素质.     

法社会学视角下高管“弱者”地位的困境及其协调——基于若干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增多以及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致使企业高管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已日渐成为寻常。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劳动争议案件中是否应将高管视为劳动者进行保护以及产生此类争议后的解决方法,从劳动争议司法案件中"高管"的实质性社会境遇与弱者困境的视角去研究的很少。从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出发,以法学和社会学的相循视角为基点,可发现现有司法裁判文书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将本该实现的实质正义可能错位为非公平。在司法的表达上需要回应社会的变迁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法治语境下司法核心公信力探析——对公正裁判力的法理学考量

从"力"的视角考量司法公信力,其内涵包含司法能够赢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和信赖应具备的能力,司法获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和信赖后产生的影响力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等三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内容最为重要,应属于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内容。司法裁判的本质必然要求司法公信系于裁判力,而司法公正的使命必然要求司法公信注重公正裁判,因此,公正裁判力应该成为司法核心公信力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基于司法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提升司法公信力则需要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增强公正裁判的能力。司法公正在法治语境下对裁判力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为两个统一,即司法职业化和司法民主化之间的辩证统一以及司法能动和司法自制之间的辩证统一。     

试论我国劳动合同的保证担保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为防范求职者的诚信风险而要求其签定劳动合同保证的现象已大量存在,而劳动合同保证制度在法律上尚无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务中,法官之间对劳动合同保证的性质及效力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形成了不同的司法裁判意见,导致劳动合同保证纠纷裁判思路与适用法律混乱,已危及司法裁判权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劳动合同保证其实就是一种特殊保证担保,我国的立法应当承认该类合同的效力,但应同时对其加以限制。     

民事迟延裁判治理转型

迟延裁判直接贬损法院的社会形象，进而影响司法公信力。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法院迟延裁判问题。由于审限制度以司法行政化为作用机制，忽视了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催生出各种规避措施以及牺牲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异化现象。只有以符合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迟延裁判应对措施逐步替代民事诉讼审限制度，在民事诉讼框架内为当事人开启有效的程序权利保障途径，并针对迟延裁判可能产生的实体损害提供有效补偿机制，才可能妥善并根本上解决迟延裁判问题。     

论裁判理由公开制度的完善

公开审判制度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必然要求 ,有助于获得当事人的信赖 ,也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裁判理由公开对于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和突出的意义。造成我国民事裁判理由缺位有制度和传统的原因。裁判理由公开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裁判理由公开制度在微观层面要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来完善     

刍议“专家法律论证”

我国近几年来出现的所谓“专家法律论证”之奇特现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专家法律论证所追求的司法权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威。在专家法律论证中,人们过多地关注法官裁判时的实体独立性,而忽略了法官裁判时所应有的程序独立性。专家法律论证规避了现行法。尽快提高司法队伍自身素质方能抑制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专家法律论证。     

黄河流域跨行政区环境司法运行机制优化路径

我国在黄河流域跨行政区环境司法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但仍存在整体性与协作性契合度不高、联动性与能动性边界不清、预防性与修复性内容不多等现实困顿。需要在遵循生态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以新出台的《黄河保护法》为指引,通过促使司法辖区与环境功能区相匹配、完善跨行政区划司法机关职能配置、统一流域环境案件司法裁量适用标准、加强环境保护司法主体间的协作、强化跨域环境案件裁判结果执行配合以及构建动态回应型的流域司法新模式等举措,优化黄河流域跨行政区环境司法运行机制。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三个隐忧

一般认为,裁判文书的公开是司法民主理念的要求,它不仅有利于建立＂阳光司法＂,也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并且,在互联网时代,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下,将裁判文书在网上予以全面公开尚且存在隐忧,主要涉及理念碰撞、司法性质追问、社会实效等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