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新论

深入地分析了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的推理和论证，检讨了现有评价该案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马歇尔在该案中虽有其政治目的，但并未以政治目的曲解法律；马伯里案不是创立司法审查的第一案，但该案对美国司法审查确有重要意义。马歇尔通过该案推动了美国宪法的法律化并且奠定了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马歇尔的功绩不在于第一次宣布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而在于将类似制定法解释的工具和方法运用到新颖的联邦宪法的解释中去，这使得司法审查成为法院的日常工作。马歇尔在该案中所采用的司法方法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并由此强化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宪政中的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理应在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中得以体现。写作裁判文书应当准确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通过建立识别指引机制、培训提升机制、考评激励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宣传推广机制,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从文本到实践:中国社会保障的宪法学透视

社会保障在中国宪法框架体系中,主要系作为一种"制度性保障"存在的,它并非意指一种具体的基本权形态。其功能与效力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宪法委托"之国家立法义务的履行,国家依次对其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的宪法义务。依照"生存-发展-普遍提升"的保障逻辑,国家已初步建成了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为支柱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但在现实中,其仍然存在行政主导下政策代替立法、立法位阶低下等缺陷与不足。当前,我国通过司法实现社会保障,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之工伤保险领域,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国家的尊重和保护义务。当宪法社会保障条款尚未被法律具体化、而又为保障公民权利所刻不容缓时,人民法院有义务在裁判说理部分对其予以适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判定与执行——以38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辟了生态环境修复司法化的道路。司法解释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然而,何为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与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判定之间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如何确保生态环境最终得以修复?文章选取了38份具有代表性的裁判文书,旨在通过样本分析,探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判定的问题和困难,挖掘典型案例的示范价值和中外法律的实践意义,提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判定和执行的建议。     

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看得见的正义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对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以及司法权威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文章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再审程序制度作为域外法的参照,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必须进行有限性的改造,使之确实成为"看得见的正义".最后,文章提出了建立"再审之诉"的正式诉讼程序制度,在再审申请范围、受理法院、再审的程序与实体法定理由重构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案,并对再审程序予以修改.     

我国宪法应确认公民环境权

＂环境权＂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的几十年间,国内外法学界对其基本理论问题仍各持己见。我国《宪法》中也并没有给予＂环境权＂的一席之地,只是在一些条款隐含＂环境权＂的内容。从当前各国有关环境权的司法实践来看,除少数几个国家在司法实践中承认环境权外,我国和大多数国家法院对环境权均持否定态度,综合性环境法和单行环境法并未直接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而仅仅规定了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义务,这与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理相左。故以传统民法的侵权责任理论为依据对侵害公民环境权的案件进行裁判,势必会影响对受害人的保护。我国宪法如不对公民环境权明确确认,很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将无法解决。本文对公民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作简要分析,得出我国应对公民环境权给予宪法层面的法律保障及其宪法上的制度构建。     

中国语境下的宪法解释方法的艺术性运用

随着国内的许多案件先后都适用了宪法审理案件,国内逐步地开始认可我国的宪法司法适用及其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但是宪法司法适用中的解释不同于立法性解释、英美国家的法官解释以及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源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合宪性推定原则被引介并发扬,中国的宪法方法论更应该成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推定,并被法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被艺术性的运用。     

公司章程“对外”效力何以可能?——以公司章程担保条款为例

公司章程可对公司外部人设定义务,这一理解表面上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相悖,实际上,诸如在公司担保领域,交易第三人负担形式审查公司章程义务的观点已为司法实践逐渐接受和固化。然而,仅从《公司法》第16条的文义难以得出法律明示交易第三人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因此,这一裁判观点亟待解释论支持。在公司章程特定条款"对外"效力问题上,不宜仅虑及公司法原理而忽略其与商事登记法规则的联系。运用商事登记的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理论,可以实现"公司章程登记"与"交易第三人负担审查义务"相衔接,且为审查义务标准提供度量依据。这一理论也可沿用至解释和识别其他公司章程特定条款的"对外"效力。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上）

作为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应当担负客观义务;也正因如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方具有诉讼地位上的超脱性和独立性.客观义务是诚信义务、全面义务、效率义务和协同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检察官负担客观义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是其制度性诉求.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下）

作为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应当担负客观义务;也正因如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方具有诉讼地位上的超脱性和独立性.客观义务是诚信义务、全面义务、效率义务和协同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检察官负担客观义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是其制度性诉求.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论宪法的“行政法化”

近来有关宪法司法化的争论颇多,但多集中于法院在民事、刑事诉讼中能否适用宪法的问题,而忽视了行政诉讼中的宪法适用问题。江苏建湖案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与我们不能将宪法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则对待有关。为使宪法"活"起来,使宪法在日常生活中能切实控制普通立法的效力、解释和适用,促使政府"依宪行政",就必须实行宪法"行政法化",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宪法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裁判费征的合理化及其性质浅议

本文试图对各种是否征收裁判费的观点和裁判费性质的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并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和司法廉洁出发，确立裁判费征收的指导性原则和界定裁判费的手续规费性质。从而在我国诉讼费用制度改革中为裁判费的固定化、象征化寻找到合理依据。     

刑法解释激活宪法适用探究

宪法需要被适用,宪法解释是必然的。宪法解释可通过部门法落实,部门法的解释活动是"真实的"宪法司法化过程。刑法解释宪法的媒介是合宪性原则,而罪责刑关系和罪责刑均衡作为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的解释范式是保障,并强调罪责刑的实质正义,而违宪审查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印度环境司法专家成员制度研究

印度国家绿色法庭是专业处理环境类案件,以司法手段扭转印度国内环境危机而设立的专门性法院;其"走到普通人中间去的"环境司法理念,以及诸如多数成员共同判决制度、专家成员制度等先进的环境司法制度,可以为有着较为相似的发展境况和人口条件的我国借鉴学习。以专家成员制度为研究对象,探讨专家成员从选任到实际的司法裁判过程以及其在司法裁判中的权利与义务,并将其与中国环境司法中解决环境专业问题的方式相比较,我国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美警察执法程序规制比较及启示

中美对警察执法行为的法律规制模式存在差异。美国宪法和司法判例对规制美国警察执法行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官在判例中通过对宪法条文的解释,积累并抽象出规制执法行为的规则,摆脱了法律文本表述对司法的制约,实现了较好的执法规制效果;我国主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发布司法解释对警察执法进行规制,强调立法过程的逻辑严谨和文字表述精湛,但忽视司法过程的能动性,法律适用受制于文本表述的局限,因而有时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现实效。我国法律对警察执法规制应更注重实用主义,从"立法规制"向"司法规制"的思维模式转变。     

日本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研究及其借鉴

2003年日本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核心目的就是方便国民利用司法、增加国民参与司法的途径、提升民众对司法体制的认可度以及提高司法裁判的效率,其中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就是此次改革中备受关注的成果之一。通过对日本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期待着我国进入已经启动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能从中获得借鉴,从而为我国正在构建的＂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的民事诉讼法学提供有益的立法参考。     

论我国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证据排除规则是民事证据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实质是排除妨碍司法裁判人员做出公正裁判的证据材料。我国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主要体现在司法解释中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很少。作为民事诉讼实践的采证准则之一 ,民事证据排除规则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原则性 ,又具有很强的实务性和操作指导性 ,建立和完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谈起

近来 ,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 ,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 ,它有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司法解释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过 ,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 ,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 ,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民事“四审”与权力监督

在我国,法院具有两种职能,即"依法裁判"与"政策实施"。这两种职能的履行均需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随着"司法去地方化""司法去行政化""审判专业化"改革的推进,对依法裁判职能的监督应逐渐让位于由当事人启动的法院内部上下级监督,而检察监督应当逐渐向监督政策实施等法院公益职能的方向转化。这既保障了法院通过"独立审判"作出的判决的稳定性,同时也发挥了检察机关于民事司法中的监督角色。《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所创设的"第四审"为该种监督职能的转换提供了制度途径,并且为政策的"法律化"及司法机关"合力"监督权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