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指多个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建构出一个多元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核心机制并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它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灵活性,降低公共资源治理的成本,并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提高治理效率.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构建的两条途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和职能。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包括委托代理风险、腐败风险、信任与认同风险、地方文化冲突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在内的多重治理风险。这些治理风险因素的消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旨趣。基于此,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社会治理环境特殊性、法律和监管阙如多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治理风险的现实诱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化解思路,包括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制以及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合同制治理:城市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的政府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之一,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将越来越依靠合同推进.合同制治理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机遇:即合同制治理可以提升城市政府管理效率,合同制治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潜在社会收益.在合同制治理框架下我国城市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即在合作方式选择阶段的效率与公共性的考量,在合同设计、谈判阶段的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完全,在合同执行、监管阶段的政治风险与法律责任等问题.因此,加强城市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建设重在:确保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设立独立的合同执行与监管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维护合作双方利益.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以"合作式治理"提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信任

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要想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健康运作,巩固和提高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可以通过强化具有公共性、社会性与公民性的政府信任,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场域中能人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能人治理对乡村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看,能人治理型村庄中的阶层博弈易导致治理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冲突;从村民自治实际运作的视角看,能人在村民自治各环节的主导地位易导致普通民众在村庄治理中被边缘化。能人治理下乡村政治信任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滞后、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不同村民阶层的实力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应通过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探索干部考核办法、教育和引导村庄治理能人等途径,加快构建能人治理型村庄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如何使其顺畅运行,取得稳定的运行状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稳定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识别了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3个变量,进而提出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假设,最终形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资源依赖还分别对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关系质量中的信任和沟通也分别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承诺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据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注重治理主体资源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性,重视关系质量的维护。     

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研究

完善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和健全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机制是防范企业年金基金风险和保障计划受益人利益的关键。根据中国信托型企业年金计划管理模式的特点,科学合理地阐述了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并分析了包括内部控制、托管人委托限定、信息披露和中介机构监管在内的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机制。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测量治理：国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治理的测量是构建经验性治理理论的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方法,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外,特别是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学者创建的测定治理的原则及指标体系,并对其获取资料和数据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地方治理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并初步设计了基层地方政府层次的治理水平测量指标体系,这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乡镇基层地方治理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认为,治理理论打破了以往"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研究取向,为政治和行政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视野。国外学者对治理理论的价值定位和实证角度的获取资料和数据的方法也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同时主张,作为一个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在利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相关社会现象时要意识到其理论和测定概念指标的适用性问题。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网络破碎、治理失灵与食品安全供给

日益增加的食品安全问题表明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食品安全供给制度，而网络治理途径则为此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分析途径。食品安全问题本身所具有的认知差异、目标冲突与相互依赖等特性赋予了其“恶劣问题”的属性。而对此类问题的解决通常需要引入网络治理的思路。与其将食品安全供给主体的缺失视为食品安全治理失灵的主要障碍。还不如将食品安全供给主体各自为阵、缺乏有效整合看作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主要诱因。从网络治理途径出发，当前的食品安全供给网络呈现出“碎片化”特征，正是这种“碎片化”迷失了食品安全供给主体的角色，使他们错判了自身应该承担的食品安全供给责任。而认知差异、分割式协调、互动障碍以及有效网络管理的缺失则可以视为导致这种“碎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食品安全的有效供给将取决于能否通过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实现从破碎的网络向无缝隙网络的转变，以整体一致的方式来提高食品安全供给的质量。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