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司法民主--司法过程中的“超当事人主义”现象解读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超当事人主义”现象，其暴露出司法的信任危机。“超当事人主义”现象的背后，正是我们对司法民主观念的误读。司法民主的核心内容是为民众提供可实现的公正裁判。从法律修辞学的视角而言，具备可接受性的裁判必须以司法权威为前提；在提高法官人格魅力的同时，淡化整个司法过程的人格化因素；司法体系在信息认知方面必须对当事人足够开放，而在规范层面则应该严格限制法外因素进入。法官对裁判后果的评价，应超越于“让当事人满意”的简单后果论，在司法过程中坚守并追求“规范性共识”。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表现、原因及影响——以近年发生的若干典型刑事案件为样本

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犯罪认定和刑罚制裁两个层面。民意与司法之所以产生冲突,源于主体的专业能力不同、评价问题的方法与标准不同、主体的心理以及法律规范的抽象与滞后等因素。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对司法造成的影响是:削弱裁判的可接受性,贬损司法的权威,降低司法的效率。     

司法裁判执行难及破解之道

司法裁判执行难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司法裁判执行难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法官权威的缺失,程序正义被忽视,既判力的弱化,执行权的失控。破解司法裁判执行难,需增强社会和公众的法律信仰,确立司法裁判活动的道德性,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性,确立司法裁判的终局性。     

普通公民判案件?——论民众参与裁判制度的价值

在司法活动日趋专业化的现况下,未曾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普通民众对司法裁判的参与却一直在多数国家中长期存在。当今各国由民众参与裁判的类型大致有三种:治安法官制度、陪审团制度、参审制度。民众参与裁判制度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其本身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司法民主理念主要蕴涵着民主参与价值与权力制衡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     

司法行政权的界说及其合理配置

司法行政权是以管理司法行政事务为主、兼容部分司法权性质的行政权,具有复合性、相对独立性、广泛性、服务性等特点。我国司法行政权的合理配置要着力强化审判权的权威,调整完善检察权;统一规范司法裁判的执行权;完善司法行政制度;并逐步实现司法行政与审判、检察等司法业务的适当分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法律论题学进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法律论题学的方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提供了理论支撑。法律论题学的论证思维、论证模式可以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有机统一于司法裁判之中,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促使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在融入路径上,要以问题思维为导向确定案件类型与争议焦点,并视12个价值观为具体的论题目录,通过价值提纯的方法拣选适合的价值依据,在满足价值定序的要求后,结合法教义学完成最终的裁判工作。     

传媒与司法关系思考

传媒对司法具有积极作用: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有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用,有助于弘扬法治精神。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偏差表现为:传媒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独立,传媒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抨击影响司法权威,司法和传媒所采取的不当措施能引发和加剧双方的冲突。传媒与司法存在消极关系的原因是:传媒和司法的追求不同,传媒和司法的要求不同,传媒渗透力和司法反应能力的不匹配。重构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需要做到:传媒报道要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传媒报道要坚持真实、客观、善意原则,司法应当尊重、宽容传媒。     

司法与舆论关系的公案审视

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其新格局体现在舆论经常塑造并高度关注司法"公案",舆论高度介入"公案"司法并引发对制度问题的深层探讨,司法机关通过裁判、制度变革等各种方式积极回应舆论诉求。站在理论高度,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与"公案"所具有的社会冲突反映性的本质特征是引发并形成此格局的主要原因,舆论关注"公案"并介入司法实质上具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意涵,司法及其后权威主体对舆论诉求的回应则是应对司法及实现政治合法性的举措。我们应在宏大政治与社会背景中看待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客观对待"司法去政治化"的主张,审慎作出"民粹主义司法"的判断。     

仲裁员民事责任及其豁免之学理探析

仲裁员应否向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和应否享有民事责任豁免取决于对商事仲裁性质的认识。商事仲裁的契约性和司法性之双重性质决定了仲裁员与当事人间的关系既具有契约性又具有司法性,仲裁员兼具服务提供者和“法官”之双重身份,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的有些行为是履行其契约义务的行为而有些则是行使司法裁判职能的行为。对于违反契约义务的行为,无论其是否有过错,仲裁员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对于司法裁判行为,仲裁员则应当享有民事责任豁免,除非其是故意为之。     

司法权威的文化建构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选择何种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是由文化决定的。随着从优先选择调解到优先选择诉讼的文化转型,从信赖共同体权威到信赖国家权威的文化转型,从片面追求实体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的文化转型,人们逐渐形成了优先选择司法途径的文化心理基础。司法审判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沟通,司法过程中当事人之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官与社会公众之间、法官与法官之间关于事实认定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所进行的文化沟通,是寻求司法共识的重要机制。尊重司法结果的过程实质上是从主流价值观角度认识和评价司法结果的价值取向的过程,文化教育、文化评价、文化示范和文化体验有助于人们建立理性认识司法结果的文化思维模式,能够唤起社会主体信任法治、尊重法治的文化情怀,形成尊重司法、信任司法的文化情感,确立接受司法裁判结果的文化意识,是认同司法结果的重要文化机制。     

智慧司法中的忧虑:想象、剖析与展望

智慧司法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学术界对智慧司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过分忧虑:担忧对诉讼参与人贴标签会出现主观偏见、担心裁判算法黑箱可能会产生歧视、忧心人工智能代替法官思考甚至取代法官。上述忧虑乃是基于对智慧司法的想象。事实上,贴标签并不会产生偏见;智慧司法确实充满了黑箱,但并不构成逻辑困扰;智慧司法并没有增加裁判过程中的歧视,而是限制了本就存在的歧视行为;算法没有能力代替法官思考,更不可能取代法官。未来在讨论智慧司法建设时应当破除对新鲜事物的恐惧,摘除针对算法的有色眼镜,关注算法对司法带来的各种冲击。     

司法裁判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以两起影响性诉讼为样本

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是司法裁判理论中的难题,中外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上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制度。法官在事实和法律之中纠缠的困惑,反映出疑难案件裁判的困境和无奈。对区分问题的考察应结合刑事诉讼的性质进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区分问题的合理出路。     

司法执行阶段徇私舞弊将按徇私枉法罪论处

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阶段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将构成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在法律人的法律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无论是适用法律种类的选择还是量刑的轻重,往往都和司法者的主观能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司法克制又像法制潜规则一样约束着司法能动性的过度发挥,司法能动性也辨析着克制的弊端,共同在司法活动中发挥作用。但是,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毕竟还未发展到轻车熟路的程度,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律人需要适度把持二者,提高法律的实效质量。     

一个法官眼中的司法工作现状及改革建议

近年来为确保司法公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司法改革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进步。作为一名法官,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为还存在的一些司法问题感到忧虑。现在有些人一提到司法活动,首先想到的是“认识人”、“搞定”、“摆平”等,而司法人员却是有苦难言:生活在形形色色的关系网中,不看条子、面子就没有自己的位子;司法机关的经费还要依赖地方财政。我了解到,湖南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民事案件中,审判委员会对该案的裁判否定后再否定,裁判了7次后还是错案,不仅每审一次换审判人员重新了解案情,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还造成案…     

新形势下广西司法改革和司法公信力研究

广西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力有所提高。但是,司法改革本身以及司法公信力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可从深化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改善工作作风、补齐案多人少和执行难短板、优化司法运行外部环境入手,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为营造团结和谐的广西社会生态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它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宪法实施视域中司法裁判宪法援引的实证分析

全面推进宪法实施采用广义的宪法实施内涵,有利于将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规范贯彻落实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是宪法实施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因此,对宪法援引的实证研究能够获得宪法实施的直观印象。借助于新兴的大数据技术,检索含有宪法援引内容的裁判文书,对其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形成关于宪法援引案件的系统性认知。在此基础上,运用宪法学原理对宪法援引进行解析,以主体为宪法援引的区分标准,将其分解为当事人宪法援引与法院宪法援引两种不同类型,便于深入考察司法实践中宪法援引的具体方式和实际效果,进一步印证宪法援引在推进宪法全面实施过程中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论法心理学视域下司法的“能动”与“克制”价值平衡

心理学作为一门与法学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其着眼于人性本身,是反应司法过程中民意的走向的工具,为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与科研视角。司法模式中能动与克制的价值平衡一直是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的重点,从心理学这样一个全新的角度,结合马斯洛的整体动力理论,剖析与解读两者的取舍与平衡,体现法心理学在司法实践领域实际应用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铁路公安司法体制与现代司法规律的冲突

行政不得干预司法、国家机关履行公共职责的领域不能允许私权利的介入等是现代法治下的权力运行规律,而我国铁路司法机关行使的司法权力来源于铁路运输企业,其合法性值得商榷。我国铁路司法机关权力的配置与国家权力分配原则存在冲突,铁路公安司法体制与现代法治理念也存在矛盾。应该改革现行的铁路司法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