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视阈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

根据刑法教义学,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然而,司法实践却突破教义学的框架限制,将网络合同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这一突破教义的现象,源于司法者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误读."从严从快"刑事政策仅针对利用电信网络技术的普通诈骗罪,不能扩张适用于网络合同诈骗.在互联网场域中,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行为的定性必须立基于刑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对被害人的主要过错而引发刑事案件的思考——兼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加害人的行为给被害人的财产、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却看不到有些案件往往是因为被害人的主要过错而引发的这一客观事实。在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一因素。建议立法机关在刑法中增加因被害人主要过错而引发的加害人侵害被害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条款。     

社会危害评价的博弈分析

犯罪的社会危害评价始终是刑事政策、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关注的焦点。博弈模型的展开及模拟运行结论,描述了人们在刑法制度环境下如何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以及导致的结果,可以为社会危害评价提供新的思维模式和经济学上的支持。在被害人及其亲属与犯罪人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博弈的均衡是认罪、谅解;在中止犯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最优均衡是中止、减免。     

非犯罪化思潮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意义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在我国,对于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在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刑法中的被害人行为理论史考察

域外刑法学者受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被害人学理论的影响,将犯罪是"加害—被害互动关系"产物的观念认知运用于刑法学中,深刻影响了刑法理论的发展。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存在能够减轻犯罪分子的刑罚量是被害人学理论与刑法结合的第一个产物。德国司法实务中关于被害人自冒风险行为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可以阻却加害者行为不法的学理依据是洛克辛教授于1970年创立的客观归责理论下的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而自1977年产生的被害人信条学被视为是关于被害人行为影响行为人不法的系统化理论。我国关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行为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发展尚未成熟,明确当下域外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行为理论发展和我国就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可以明确我国在此问题上的进一步发展向度。     

论海岩系列作品中被害人自身的致害性

海岩的创作以公安题材见长,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刑事案件在他的笔下情节真实自然、宛若天成,其中的刑事被害人各不相同。研究其人物性格的特点,对于积极预防现实生活中的犯罪,意义不可低估。海岩系列作品①中的被害人形象,从刑事被害人学的被害人责任角度分析,可分为有罪的被害人、有责任的被害人和无辜的被害人三类,他们的被害原因各有特点。     

论刑法价值主体新格局之构建

刑法价值是主宰刑法的灵魂,但刑法价值体系的架构离不开刑法价值主体的有效支撑。刑事被害人在犯罪本质和犯罪行为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刑事被害人应当成为刑法价值主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并在刑法价值中寻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疫情期间虚假信息犯罪的规制路径——以犯罪学与刑法教义学的贯通为视角

犯罪学的研究,尤其是犯罪成因的研究为刑事政策提供了基础资料.借助"犯罪学—刑事政策—刑法教义学"的路径可以实现犯罪学与刑法教义学的学科贯通与良性互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虚假信息犯罪的规制为这种路径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平台.从相关司法文件来看,针对疫情期间的虚假信息犯罪,基本形成了依法严格惩处、区分分流两大刑事政策.从犯罪成...     

绑架犯罪被害人被害性分析与个体被害预防

从刑事被害人学的角度而言,绑架犯罪与被害人的主观性特征息息相关。只有减少被害人的被害易感性、被害诱发性、被害受容性,才能做到绑架犯罪个体被害的有效预防。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在我国刑法中不是独立罪名,而是诈骗犯罪的手段与目的行为所涉及的一种特别的、可类型化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化趋势使同一链条不同环节中的实行行为分别符合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故而,在刑事司法认定中应以犯罪链条为线索,对此类犯罪不仅要追根溯源还要考察犯罪的下游流向,明确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具体样态,从司法层面上准确认定关联行为的罪与非罪、罪名竞合关系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在坚持全面"从严"治理刑事司法政策的同时,保障罪刑法定及刑法功能的实现。     

试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之增设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以行为的实行行为能否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 ,把犯罪未遂形态划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两种类型。不能犯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 ,而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本文从刑事立法发展、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等角度来论述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不能犯条款之必要 ,并通过对国外不能犯立法例的介述 ,提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的立法建议。     

论构成要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法学是最为精确的法学。而这样的精确不仅仅是教义学的缜密的逻辑推导,还应在建构逻辑推导之前就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作为价值基础奠基这样的逻辑大厦。这样的刑法学是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融合的成果,能够成为这样的最为精确的学科。“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翻译到教义学语言中就是犯罪论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刑罚论的“例外规律——量刑反制定罪”以及行刑论的“刑事和解对教义学的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系列重大范畴。构成要件作为犯罪论体系最为基础的阶层,对于犯罪成立的定型、区分、个别化、推定等诸多功能,使得追求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又必须以之为入口（本文以刑事政策的视角观察构成要件的理论沿革。进而介绍罗克辛教授以刑事政策为导向进行建构引导的构成要件理论变革。最后对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教义学建构的结构和解构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我国预备犯理论中的争议问题研究

对预备犯刑事可罚性持否定立场的依据并不充分。可罚的预备行为固然应当包括准备犯罪工具的行为,但这里的犯罪工具应当限定为我国刑法禁止公民个人所拥有、支配的某些特定物品。可罚的预备行为中的“制造条件”的行为应当理解为与实行行为存在紧密关联的行为。我国刑法预备犯的立法模式是科学的。采用个别化的立法模式则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刑法法益构成抽象危险的行为将无法全面进行惩治。     

被害方诉求对死刑案件量刑影响研究——基于对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对犯罪被害人权利的研究与死刑司法控制的研究进行综合考虑,在进一步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同时,促进我国死刑司法控制,意义重大。实证调研表明,作为重要的犯罪被害人权利的被害方诉求对于死刑案件的量刑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将被害方谅解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赋予被害方量刑建议权、上诉权,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适用条件,构建我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对于合理应对被害方诉求、更好地实现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谈犯罪被害人的基本特征

犯罪被害人学，亦称刑事被害人学、被害者学（Ｖｉｃｔｉｍｏｌｏｇｙ），创立于本世纪４０年代。我国对犯罪被害人学的系统研究仅有十多年的历史。在百花齐放的争鸣中，我国学者已对该学科的性质达成了共识，即犯罪被害人学是以被害人为中心，研究被害原因、被害过程、被...     

被害人过错的类型化研究

被害人教义学在刑法理论中的深度发展,推动着对被害人过错问题的研究。传统观点对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问题,主张责任分担理论或者可谴责性降低说。这些学说不仅本身解释力有限,而且对各种被害人过错缺乏普遍适用性。将被害人过错予以类型化,区分为导致犯罪行为的被害人过错和导致犯罪结果的被害人过错。前者以改造后的责任分担说来解释,后者以应保护性丧失和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释。为了理论研究和司法适用的需要,须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切入点,将被害人过错分别类型化为阻却构成要件、影响违法和影响责任的被害人过错。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