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我国社会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八大报告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发展至今,这一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本文将通过对协商民主这一概念的阐述来探究我国协商民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作用.     

有限政府视域下的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全能政府的角色定位受到了挑战,有限政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有限政府要求政府在某些领域应当让位于市场,让位于社会,让位于公民个人。从政治理论上讲,有限政府源于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原则。在有限政府视域下,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时代命题。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政府是连接中央、省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或纽带。加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实行管理的责任制,需要明确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需要增强基层政府管理的权限,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     

法学视野下的“创新社会管理”分析

"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适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情况而提出的社会管理的新范式。从法学的角度分析"创新社会管理"的内涵,可知"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原则是以人为本,机制是民主管理与社会协商,界限是宪法和法律,价值是建构法治秩序,目标是达致善治。     

试论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出狱人社会保护的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呼唤着出狱人社会保护的创新,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出狱人社会保护创新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为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和谐社会理念的引领、教育刑主义的延伸、社会保障理论的支撑和社会连带理论的运用等方面。出狱人社会保护在我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面对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改进之处,需要进行出狱人社会保护的创新路径选择,如加快制定专门的出狱人社会保护法,着力提升出狱人社会保护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更新出狱人社会保护的内容,进一步拓展出狱人社会保护的渠道和重视出狱人社会保护理论的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涉检信访工作的应然期待与实然过程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检察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涉检信访工作在法律至上、权力制衡、以人为本等价值理念上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契合,使其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只有努力实现涉检信访工作法治化才能回应社会管理创新的期待;只有提升涉检信访的工作理念、健全涉检信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完善涉检信访工作协商机制、强化涉检信访工作的监督制约职能才能真正落实法治化的要求,提高法治化的水平。     

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机关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提出的新要求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为职责所在.而在当前环境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形势、新任务.检察机关只有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应对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机关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提出的新要求,才能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社会分裂中求得政治稳定——李帕特协商联合民主理论评述

以思考如何在存在社会分裂的国家中保持政治稳定为目的,本文首先讨论了李帕特提出的区别于英美多数主义民主的协商联合民主理论,然后重点借助宪法实例分析该理论的特征与制度实践形式,并在全面比较荷兰、比利时和瑞士三国在实践协商联合民主不同成败结果的基础上,对在分裂社会中求得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宪法设计应当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讨论.     

论以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引领民行检察工作新发展

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部署和要求后,民行检察工作应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寻找新的切入点,创新监督方式,形成新的思路和做法,反过来推动民行检察工作.本文通过浅述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及其与民行检察工作的关系,然后对民行检察工作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进行完善和启示.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价值考量与实践基础

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形式,自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专业术语开始,学者们从政府体制、决策机制、治理形式三方面构筑了协商民主的内涵框架。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重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范式,有助于促进公民有序参与、防止社会矛盾激变、彰显治理合法性。当前,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壮大、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形式为拓展协商民主在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实践领域奠定了基础。     

对烟台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理论思考

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因此也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烟台市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入手,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在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突破。     

参与式诉讼发生的社会机理与政治架构

参与式诉讼在我国的出现,是社会自身演化的结果。它是由案件当事人、媒体、律师等各种社会主体通过公众参与活动形成的社会合力促生出来的,具有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我国权力结构模式的不足,是一种新型制度推进机制,对于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为充分实现它的价值,需要从审判制度改革、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当事人资助基金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场域理论的视角

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鼓励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它既与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相适应．也与发达国家的代表性理论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场域理论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本文根据实践场域客观存在的协商民主形式,从协商主体、主题、具体形式、方法、程序等方面对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经验支持．进而说明这一协商民主形式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观念和新实践。     

山东省“十二五”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十二五”时期,山东省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系统总结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吸收借鉴国内外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已有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领域,统筹兼顾,坚诗源头治理,从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入手,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突破,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寻求不一致的一致——试论软法与协商民主机制的结构性耦合

卢曼认为,法律是一个使用合法/不合法的独特符号作为沟通手段的独立的规则系统,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性预期的制度化。法律规范作为独立系统欲保持稳定与再生则必须在封闭运行的同时与外部环境之间保持认知的开放,其对外部环境刺激的稳定回应模式即为结构性耦合。从此视角观察,软法是一个相对而言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其稳定预期的功能相对弱化了的规则系统,它允许中间程度的效力,其创生本身具有回应性目的。软法建构的环境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民主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政治机制本身的出现就具有回应民主程度问题的性质,其成功的几个关键机制需要弹性的规范体系。软法能够模式化地回应协商民主的需要而与之形成结构性耦合。     

服务型政府管理中的协商民主研究

在服务型政府管理过程中发展协商民主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就要在把握协商民主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克服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面对的重大政治和法律课题.目前,我国已有的过分强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职能定位,逐步扩大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正确定位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特殊职能,提升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矛盾...     

协商民主与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创新——一种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路径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建设是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对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一种创新，有利于发挥农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民的参政质量，增进村民和基层政府的互动，构建和谐的党政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建设和完善。     

The Idea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Critical Appraisal

The deliberative conception of politics seems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legitimation of state power through democratic will-form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However,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a complex theory of democracy cannot merely consist in procedural prerequisites for organizing the concomitant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particular, such a theory must comprise some substantive presuppositions, such as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in order to diminish existing material inequalities, especially those connected with social exploitation and domin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contemporary theory of democracy should reflect on the autonomization of mechanisms of egoistic action challenging not only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but also the very reproduction preconditions of societie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perspective, the model of associative democracy, which is suggested nowadays as a sort of substantive correlative to the institutional proceduralism, could not significantly rejuvenate the traditional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stead, democracy could only be given a fresh impulse if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penetrates the currently forbidden field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social exploitation, the locus where social inequality and effective unfreedom are endlessly reproduced.     

“二元协商”模型对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启示与借鉴

环境公众参与被定位为实现环境民主的具体制度,对其制度现状的审视与制度完善的建议应纳入民主理论框架内。协商民主理论与环境公众参与具有内在关联,完整的协商民主程序应包括公众参与结构性的社会学习和政策制定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二元协商”框架模型,该模型对于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学习阶段的审慎民意调查、网络公共论坛和民主恳谈会等形式为公众真正参与环境公共事务进行知识准备和程序训练;公众可以通过公民陪审团和社区环境活动等形式正式参与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