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享有救济性的权利和程序参与的权利。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由对抗到合作的转变,为被害人诉讼中心地位的复归创造了先决条件,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一种新型诉讼模式。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不利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因素、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加强刑事和解制度自身的完善和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理性的移植:刑事和解本土化新论

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国家独揽对犯罪的追诉权,忽视了作为直接受害人的权利;而且致力于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诉讼目的和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方式,也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刑事和解理论的产生恰恰平衡了这一矛盾,其价值蕴涵体现为对被害者与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国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失衡非常严重。在法治化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并尽可能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同时也顺应了刑事和解观念国际化的思潮。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与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相比,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在逐渐萎缩。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强化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的概念和诉讼地位进行了界定,进而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着眼于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对策与措施,以期对加强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有所裨益。     

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的缺失与平衡

一、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建立要解决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首先应关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因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参与诉讼的程度直接决定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多少。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     

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的缺失与平衡

一、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建立要解决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首先应关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因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参与诉讼的程度直接决定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多少。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     

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人,提高对加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认识,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控告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权利,可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维护社会稳定.     

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的预防与实现路径

报复型犯罪是犯罪人在报复心理的支配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害人在遭遇犯罪侵害后,由于种种因素可能实施报复犯罪,从被害人转化成新的犯罪人。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的预防对策:建立被害人心理干预机制;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提高其对自身主体地位和诉讼结果的认同度;充分运用诉讼保全与先予执行措施,提高刑事被害人的受偿度;建立国家救助与社会援助制度,缓解被害人生活上的物质窘况。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预防的实现路径:制定专门的被害人基本法,明确被害人权利和保障程序;成立被害人事务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被害人的救助和犯罪预防;发展、完善社工制度,加强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建立稳定的资金渠道,确保被害人工作的有序发展;建立健全预防犯罪的道德教育体系,削弱、清除报复犯罪的内因。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完善的立法设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存在立法缺陷,且被害人与被告人相比在诉讼权利保障上也有明显不足。所以,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应完善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监督权等,以衡平保护被害人权利,从而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片面强调惩罚犯罪，没能切实关注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通过“恢复性”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矫正犯罪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国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诉讼机制的构建

被害人对公诉决定权制约机制是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权利,目的是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决定权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公诉权的国家专属性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机制的最优途径是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被害人程序性的制约权利防止公诉决定权的滥用,推动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进步.鉴于中国的公诉决定权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不合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缺失等,笔者建议从承认犯罪行为的私人侵权性等六个方面完善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的诉讼机制.     

对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反思

我国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较高(当事人地位),也被赋予了很多权利,但由于这些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瑕疵,实行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且我国侧重于对犯罪人人身惩罚权的满足,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保护则显得不够,也没有设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我国应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努力实现被害人、犯罪人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平衡,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研究

自20世纪中叶刑事被害人学的兴起以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权益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保障被害人权益的重点之一是实现其因犯罪而招致的损害赔偿。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被害人寻求损害赔偿提供了三种途径: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部分处理完毕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种程序在价值功能、提起时间、适用案件范围、赔偿范围、国家刑罚权与被害人求偿权融合度等诸方面存在差异。当案件属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时,选择刑事损害赔偿程序的规则为:被害人应优先考虑刑事和解程序,其次是附带民事诉讼,最后才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一样是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内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地位从特殊诉讼参与人变为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也大大提高,但是,与国际中的普遍的规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     

刑事和解的伦理维度

刑事和解是一种借助私人、民间和社会力量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其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是复合正义;它具有保护加害人、被害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多重伦理价值。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可能阻碍刑罚目的的实现、挑战法律平等原则、滋生司法腐败的道德风险。为了避免刑事和解道德风险的发生,必须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防范制度。     

浅谈和谐社会下的刑事和解机制

构建刑事和解机制能较好地兼顾效率与公正,同时也顺应国际刑事司法的潮流及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对轻微犯罪的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恢复社会正义的教育性调解,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恢复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是社会直接参与司法权和被害人本位的有效体现,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机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刑事和解制度应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加强刑事和解过程的控制与监督,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赔偿和国家补偿制度。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刑事和解权的法律保障

刑事和解发端于20世纪中叶，是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随着我国轻微犯罪所占比例的逐年上升，当事人双方有和解意愿的越来越多，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西方学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在我国创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理论的友思使被害人的刑事和解权寻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根据。被害人刑事和解的需求最终要通过立法给予其制度上的保障，为此要合理确定我国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并建立被害人帮助制度。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生效要件

新刑诉法规定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当代中国在和谐社会命题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体实践和立法进程的功利产物.刑事和解因为兼具私法(契约)与公法上的效力,所以分析其生效要件亦应从私法与公法两方面着手,构建出主体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加害人真诚悔罪、被害人自愿、适用范围合法以及签订和解协议书等5个刑事和解生效要件.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诉法》虽然赋予刑事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由于其相关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并不能真正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从而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徒有其名。因此，应当借鉴各国立法法例。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立法，以使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真正确立，其诉讼权利得到真正保障。     

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协商后达成合意而消除纠纷的案件解决方式,但其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在我国刑法规定下,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缺乏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其适用刑事和解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违背平等原则,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多为杀人案件,被害人家属代替被害人与犯罪人进行和解缺乏理论依据,国家公权力的本质和职责与不允许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权利救济视野中的恢复性司法

在传统刑事司法报应正义理论范式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被边缘化乃至被遗忘。随着被害人权利运动的兴起，全球范围内的以沟通、协商、和解、赔偿为特征，以保障被害人权利为目的的恢复性司法运动昭示着刑事司法理念从报应正义到恢复正义的范式嬗变。分析其理论范式、制度表达、价值归属及本土化图景对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创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