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

气候变化议题是我们理解当前和未来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切入点,因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定义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的内涵;正在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版图;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影响显著;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对21世纪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文章最后还对后哥本哈根时代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作了展望。     

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地方治理与气候变化：瑞典经验及启示

早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就已进入瑞典国家政治议程。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介绍了瑞典地方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治理实践与经验,重点分析了气候治理中良好府际关系,实例论述了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措施,包括富有成效的城市内、城市间乃至跨国界网络治理模式。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使瑞典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驱,对我国环境和气候的政府治理实践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

主权国家一直是联合国各种谈判的主体,也是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机制的履约主体,然而,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往往差别较大,其政策立场也会因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而出现波动,给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带来风险和挑战。随着全球气候谈判进程的不断演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以巴黎气候峰会为转折点,城市在全球气候多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落实《巴黎协定》和国家自主减排承诺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城市参与气候治理的形式和内容均有较大差别,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和特色为本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政策倡议和城市网络行动方面更是率先垂范、堪称先锋。得益于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践和倡导,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转型进程之中,国家主体的角色从领导者转向协调者,全球城市气候网络超越了传统的垂直型全球多层治理的障碍,促进了国际气候谈判从零和博弈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正从重要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模式更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做出了新的探索。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     

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美国的国际碳减排责任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公约中明确规定,全球各个国家均应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其中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承担着绝对减排的责任。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本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一直持消极态度,以各种理由阻碍公约的切实履行。特别是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举动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治理模式以及局面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立场与态度己受到许多国家、地区、组织的批评和指责。我们认为,美国应该拿出诚意,制定合理减排目标,并做出承诺,积极履行国际碳减排责任。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全球气候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必要回应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问题之一。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从而深刻地制约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国际合作是人类必须作出的理性选择。     

后京都时代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以欧盟的低碳发展模式为借鉴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全球气候治理迈向新阶段。欧盟采取相应的气候、能源政策,并进行低碳文化建设,形成了一套可供借鉴的低碳发展模式。我国应当借鉴欧盟的低碳发展经验,在国内积极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在进路上通过采取加强低碳文化建设和政府角色定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企业清洁生产等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及加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等措施来推动我国的低碳发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锋——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

迄今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已举办了15次,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议题上都存在着根本性分歧,这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来看,哥本哈根会议为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指明了方向,但会上充斥的各种明争暗斗也预示着未来的谈判之路依然艰辛。总之,在未来的全球气候谈判中,各种力量将在竞争中磨合,共同塑造新的气候政治格局。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东盟气候外交的“小国联盟”外交逻辑及其功能性分析

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全球化的影响、全球治理的兴起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气候外交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多个层面积极开展起来。当前，全球气候外交呈现“群体化”趋势，在国际气候外交谈判中，大国集团处于主导地位，而小国集团尽管实力弱小，但在气候外交中展现出积极性和灵活性，争取最大的权益。东盟作为一个小国联盟，也顺应潮流，将气候问题提上东盟议程，通过东盟这一组织化形式参与气候谈判，使东南亚国家的呼声不被群体化格局所淹没。东盟气候外交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形式。东盟各国具备“小国弱者”的特征，其气候外交遵循着特有的外交逻辑，即“东盟方式”与“权力平衡”。     

当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探析

全球问题频发使全球治理兴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不长,自身的角色定位仍处于探索中。基于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将从"被"治理者、应然与实然、身份定位三个角度探讨全球治理中中国地位的特殊性,并从提供新思维、坚持全球治理基本原则、推动全球治理公正化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中国"多边主义者"的角色定位。     

透明度原则的制度化及其影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

透明度原则作为国际组织规范兴起于20世纪,并广泛融入国际议程,嵌入诸多国际制度之中。透明度被视为划分国际责任、提升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政策工具。透明度制度化的功能包括信息提供、行动授权、改进制度设计、进行国别比较,并对履约不力的国家施加压力或制裁等内容。透明度原则与可问责原则的结合共同构成治理的合法性,这种以信息披露为内核的全球治理方式受到广泛推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它不仅成为支撑《巴黎协定》的核心机制,而且成为建构与执行后续规则的基础,也将有助于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参与度。透明度原则的制度化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驱动因素,能够积极推动全球进程朝"自下而上"模式转型。同时,透明度的制度化过程也存在被过度议程化与政治化的可能,其实际作用有被夸大的倾向,并就此引发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潜在问题。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气候变化问题之批判

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与认知的多样性矛盾需要正视和解决.人类既要通过温室气体减排以避免气候变化的加剧,也要重视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通过增汇和水利来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效应的修复."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气候变化利益格局取决于直接经济损益、国际经济格局和治理多向性受益格局.解决现有矛盾的方法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现有的减排增汇机制中加入水循环改善因素,进一步明确各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分工.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发挥水循环修复气候变化的功能.碳汇交易是连接减排与增汇的桥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低碳发展视野中的中国油气安全

全球气候变暖源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急剧增加,低碳发展则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选择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中国必须努力降低煤炭的消耗,通过增加石油、天然气的消费量,进而实现低碳发展。确保中国的油气安全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并且低碳发展的重要目标。     

21世纪低碳经济发展潮流与道路选择

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困境。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配置,选择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将为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经济竞争中赢得发展的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