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特点、困境和出路

“非典事件”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建立和实施的历程呈现出若干显著特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生态与行政内体制式问责、上级权力式问责、非均衡式问责等造成发展困惑和难题,从狭窄、封闭的行政问责制走向全面、开放、均衡的民主问责制需要合理的解决机制.     

行政问责制:政治意蕴、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

行政问责制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政治价值与理念,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改善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但目前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面临着问贲要素界定不合理、问责环境发育不全、问贲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亟须创新其制度设计,通过合理界定优化问责要素,培育良好的问责环境,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创新,使行政问责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行政问责视域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研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关系紧密。当前地方政府执行力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力度不够、问责制不健全则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健全和加强行政问责制是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要解决好如下问题:变革权力过度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推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推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维护人民的参与权。     

国外行政问责制度的比较分析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尚不成熟,本文在择要介绍各国行政问责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法治发达国家在行政问责方面的基本特点,归纳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以期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及立法借鉴。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行政问责制的源初、内涵及价值承载

行政问责制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监察制度。现代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基于民主、法治理念而产生的为减少政府行为过错、提高行政效率、由特定主体通过一定程序和形式追究相关责任客体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在现代社会承载着推进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减少行政过错，提高行政效率等多种价值。     

行政问责程序及其构建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程序有利于行政问责长效机制的构建.我国行政问责程序还很不完善,现阶段已成为问责制发展的瓶颈所在.构建行政问责程序必须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参与、稳定、可操作等原则,问责程序包括启动、执行、修正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构建问责程序必须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估制度.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问责制、行政问责和行政问责制是从不同角度对行政问责的界定.问责主体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权机构等,问责的客体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行政问责的范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人认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也有人认为行政问责可以包括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等等.在行政问责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异体问责中的具体措施及法律保障研究不够;对问责对象的范围和行政问责的救济方式与途径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行政问责制不仅是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有效保障,而且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行政问责制的价值追求是要以行政问责解决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动力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文对行政问责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民主问责的关键;明晰化的问责对象是落实责任的关键;全方位的问责范围是明确责任的关键;规范化的问责程序是依法问责的关键;作者认为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的重点在于: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明确责任机制;健全履行责任机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提高政府回应力必须完善和强化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回应力关系密切,当前政府对公众诉求回应性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制不完善、问责力度不够则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政府回应力的重要途径,具体地说,要解决好如下问题:改变(逐步)权力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实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实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民的参与权.     

建国以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历史探索与完善方略

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监督是新时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建国以来,党结合运动、实行责任制、民主监督、党的政治建设等措施有力地推动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向前发展。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根本方略,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新时代,理清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历史脉络,总结不足,完善方略,彰显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时代价值。     

民主行政视野下的问责制

民主行政是完善问责制的重要向度,它有利于重构政府的责任链条,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监控能力。与传统官僚行政模式相比,民主行政理论更强调人民在国家公共行政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及其官员对人民的责任。政府责任范围应以公共利益为重,问责标准不应仅由上级政府或领导单方面决定,它的确立是一个公众讨论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细化到具体官员的过程。当前推行问责制应重点从公开政务信息、鼓励公民参与、向社会及基层下放权力、完善程序规定等方面努力,进一步促进行政的民主化,以行政民主化带动问责制的健全,实现民主行政与问责制的良性互动。     

行政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行政问责既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也是公共行政的一种制度安排,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承担道德、政治、行政以及法律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对我国因袭多年的官本位思想将产生巨大的冲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公共行政的道德诉求和责任理念.但是由于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尽管目前行政问责制已初有成效,但总体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解决.     

关于行政官员问责制的三个问题

一、问责制的意义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对问责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民主价值角度看,问责制有利于推动政治文明进程。问责制强调了人民主权、权力监督和制约等民主价值,有利于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认为,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政治民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能自动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的繁荣,并不自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另一是…     

略论行政问责制的改进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官员应当对民众给予他的信赖负责。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尚存在法律制度不统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亟需在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客体具体化、发展问责文化、公开复出程序、完善救济机制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