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问责制研究综述 ——基于近十年的CSSCI文献

借助CiteSpace软件与文献研究法,近十年的国内问责制研究可总结概括为两大主流——行政问责制研究与党内问责制研究。其中,行政问责制研究遵循着"问题—回应"框架,主要围绕着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法律这五大方面对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展开问题分析与相关回应;党内问责制研究整体偏少且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对某一方面的党内问责的细化研究以及对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态关系的探讨。尽管这十年间问责制研究的总量不低,但整体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机制层面的重复性研究过多、党内问责制研究过少以及没有形成新的研究热点,而要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从体制层面入手是未来问责制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异体行政问责制:内涵与构建

从问责主体角度来看,行政问责包括同体行政问责和异体行政问责。相对于同体行政问责而言,异体行政问责的实践与制度建构都相对不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实际成效。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异体行政问责制"完善与实施,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却滞后于问责实践的开展。本文将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试探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以及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论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重构的路径

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从政府对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等公共权力主体承担责任的角度，把政府执行力划分为政治执行力、法律执行力、行政执行力。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各地区、各部门政府工作千差万别，政府执行活动中具有一般管理执行力不同的特点。中国政府执行不力的问题和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可以从实行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行政问责制、道德问责制四个方面寻找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行政问责制:政治意蕴、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

行政问责制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政治价值与理念,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改善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但目前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面临着问贲要素界定不合理、问责环境发育不全、问贲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亟须创新其制度设计,通过合理界定优化问责要素,培育良好的问责环境,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创新,使行政问责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