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法治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涵,应当一以贯之坚持下去。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曾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1989年他又指出：＂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1992年他再次强调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国家根本大法一一宪法,这标志着国家把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法治的最高原则,完全符合党心民意。     

农村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与创新——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的调查与思考

村务契约化管理是对农村传统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实现了农村治理方式从＂人治＂向＂法治＂、从＂官治＂向＂民治＂、从＂无序＂向＂有序＂的重大转变,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     

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建设

一、转型时期与法治建设 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促进了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国家权威的转变,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法制时期.30多年来,中国历经了经济、治理方式和社会的转型.在这些转型期中,法治也在不断建设和发展并逐渐提升水平.     

法治与人治之新辨

法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治纠缠不清,以往学界更多地是关注法治与人治的对立。然而,沿着法治思想的演变轨迹,对法治思想作出新的审视,将发现法治与人治从未完全决裂,法治之中始终隐隐地包含着人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行政的发展轨迹、基本经验和建设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政府法治建设也随之经历了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法制走向法治的变迁过程。从法治角度来看。建设法治政府是实行依法治国、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而法治政府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任务非常艰巨，应从观念、体制、立法、执行和监督等方面系统全面推进。     

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法治中的歧变与融合

行政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分化独立以及积极行政的需要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萌生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现实基础。然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因其带有人治色彩在＂法无规定即禁止＂的严格规则主义时期遭到了否定和排斥,可是但理性主义者所推崇的机械法治又在现实中陷入了困境：法律所体现的形式正义和整体正义不一定就能实现实质正义和个体正义,法治的正义善理想难以实现。于是人类终于认识到＂没有一个法制体系能够做到仅仅通过规则而不依靠自由裁量来实现正义。＂为此,行政自由裁量权还以其道德基础和理论基础终于走向了与法治的融合。     

法治视角下的人治:内涵界定与概念辨析

自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将先秦儒法两家关于"治人"与"治法"之争误读为现代意义的"人治"与"法治"之辩后,我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大部分学者均承袭了这一错误的思维视角。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从两种意义上对人治与法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比较分析,不仅从理论上将人治与法治予以明确界分,而且首创了将人治置于法治视野中予以审视的思维视角。当我们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正从法治视角对人治予以解读时,即可走出传统认识误区,科学把握人治的本质及其内涵。     

法治建设的中国视角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随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吹响了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号角。那么,何谓＂法治＂,又该如何以史为鉴、以它山之石为鉴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呢？     

增强法治意识 依法行使权力

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在国家中具有至高地位,人人应当遵守法律,一切组织必须依法活动。在一个国家内如果有组织或个人超越或凌驾于法律之上,则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法治的思想同国家和法律一样源远流长,但直至人类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了法治国家。法治并非法制,法制只是法治的必要条件,有法制不一定有法治。法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现代社会的人民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用法律的形式表     

法治:公正的规则之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丰富和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在中国的法治史上将起到里程碑的作用。法治建设经历两大飞跃依法治国这一概念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被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关于法治的理论和建设,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从法治到全面法治的两大飞跃。首先是法制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五四"宪法的制定,标志了中国第一     

论申不害“由名而术”之政治思想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逐渐瓦解。严刑峻法与防奸之术也不能让君臣摆脱无穷无尽的战争状态,于是,儒家提出＂克己复礼＂,墨家提出＂兼爱非攻＂,而申不害在继承黄老道家的基础上则提出了自己的＂循名责实＂。循名责实理论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也为有才之士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之路。在申子的政治理论中,术治是其国家理论的重要环节,但它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法治与术治的结合使得申不害政治思想成了专制法制下的一套独具特色的国家政治理论。     

俗语中的古代法律制度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但实际上,中国封建时代也有相当完善的法律制度,并且自成一体,被称为中华法系,是世界古代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从形成到解体延续数千年,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日常对话中常使用的俗语均来自古代法律制度。     

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部婚姻法起步,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既让人们感慨数千年的"人治"社会已经脱胎换骨,又带来了"有法可依"以后的新思考。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循着这样的法治建设路径,习近平同志提出,"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凸显了法治精神在依法治国新阶段中的重要作用。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法治建设也是如此。没有精神的法治,犹     

论法治时代对执政为民提出的新要求

＂执政为民＂是对＂为人民服务＂的继承与发展。法治时代执政为民面临着两方面考量：一是＂为谁执政＂,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执政＂,即执政方式。我们需要在执政心态、执掌国家政权的方式、执政的具体制度等方面实现转变,以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执政方式、执政程序对实现执政为民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与现实意义。     

吹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集结号

36年前,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梦魇中醒来,走出＂无法无天＂的泥潭,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大转折。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伊始,便洞察到,唯有民主法制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扫除人治主义的路径选择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之一大特点是人治主义的顽固存在。当今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扫除人治主义这一巨大的障碍。从根本上以新型的法治文化取代人治文化，庶几才可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大功告成。那么，如何扫除人治主义呢？这就是“扫除人治主义的路径选择”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治”及其相关问题思考

依法治国本身是一个由"法治"等若干理论构成并支撑起来的概念系统,因此对"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就成为正确理解和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条件.本文对法治、法制及与此相关的人治概念和法律、道德及与之相关的德治等概念作出界定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党的历史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足迹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周年的光辉历程。从本质上说,党的历史就是近现代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足迹。 民主与法制是现代社会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政权的组织形式。中国也是如此。这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明。     

摆脱人治状态 走向法治社会

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是新中国五十年历史经过几代人努力、探索的结果。但法治社会究竟是不是中国改革的出路，本文从法治社会角度加以探讨。     

法治勃兴之路——新中国法治60年大脉络

60年风雨兼程，60年沧桑巨变。新中国的成立，成为中华法治千年史上的界碑。从这里，古老的华夏文明通往现代宪政之旅，理性的西方法治输入浪漫的东方智慧，在历经革命与改革的曲折磨难，终于塑造出一种融汇古今、中西合璧的独特法治模式。站在历史的节点回望过去，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法治勃兴画卷，描述着一段从革命到改革的中华故事，记录着共和国从人治到法治的脉搏动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