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状况透视

价值目标趋向功利性如何对待功利 ?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又在现实生活中争论颇多。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 ,否认功利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⑴ ,这是孔子提出的一个有名的道德命题 ,到了汉代 ,董仲舒则进一步说 :“正其谊不谋其利 ,修其理不急其功”⑵ ,这些 ,无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 ,两千多年来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⑶ 的颜回为做人的榜样 ,一生过着清贫的日子 ,却不懈地向着洁身自好的“君子”而努力。“君子忧道不忧贫”⑷ 。他们羞于言…     

“谋道不谋食”与士大夫的精神分裂

一《论语·卫灵公》中记孔子言曰:“君子谋道不谋食”。此言君子,士人之谓也。“谋道”与“不谋道”遂分别成为当时和以后士人沉重使命的表征和修身养性的禁忌。“谋道不谋食”说,至少包孕了四层含义。一为“士志于道”,士应以建道为己任,谋道是士人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核心,故“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二为“忧道不忧贫”。士人以道的发展为安身立命之基,贫不足忧,而天下失道则堪重忧。故要“笃信善学,守死善道”,不能因谋食果腹之需而置道之有无于不顾,“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贫贱不能移”则是这一思想的归     

“谋道”与“谋富”

旧時代知识分子恥谈利,"君子谋道不谋富".当代知识分子有相当长时间怕谈利."利"曾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如洪水猛兽一般.当然这是过去的事,属于"诬陷不实之词".如今平反了,但事情却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光商人谈利,工农兵学,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与利

义利之辩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已持续了两千多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一贯主张重义轻利。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孟子提出的“舍生取义”；从汉代大儒董冲舒提出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到宋代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众多的思想家们对义的颇多褒扬，对利的颇多贬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义和利的绝对对立。“言义者不言利．言利者不言义”．“言义者皆君子，言利者皆小人”。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诸如墨家门人提出的“义者，利也”等…     

“谋利”和“得利”应该统一

在上篇《“正其义”与“谋其利”如何一致》一文谈到的那场辩论中，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一方被另一方提出来的问题难住了，这便是如何按照客观存在的事实来回答关于“利”的问题。主张“正其义而谋其利”的一方振振有词地问：你们口口声声地说正其义不谋其利，那么，你们为社会做了好事以后，有关方面给你们发奖金，你们拿不拿？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一方不无勉强地答：你们所说的现象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谋利，一是得利。做好事并不是为了谋利，而得利是做好事的结果。为了谋利而去做好事是不对的，这就是“正其义不谋其利”…     

宽厚刘备堪称自我期盼的大师

在三国中，曹操以奸诈著称，孙权以善变闻名，而刘备则以仁爱而传世，因此心理专家称，刘备是将儒家之“仁者无敌”的理念落实到“君子之道”的自我期盼中，形成了其强烈的君子情结，从而创造了一个草鞋匠到霸主的成功奇迹。刘备的为人之道，对当今驰骋职场很有借鉴意义。     

论海德格尔诗学的哲学始基

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行进于诗性之途,而诗性之途说的是海德格尔是在境域生成的路向上来运思的,从而体现出其＂中-道＂思想的诗化倾向。＂中-道＂的含义集中体现为＂境生‘之-间’＂的意蕴。思与境偕,思在存在中生成本真的人言,也即诗。思与诗偕,共同看护存在的真理之家——＂语言＂。语言也就是＂真理的澄明之境＂。＂中-道＂即境域生成之思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精髓。＂中-道＂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思维取向,是海德格尔诗学的哲学始基,对＂中-道＂的澄明将对海德格尔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指引。＂中-道＂的含义集中体现为＂境生‘之-间’＂的意蕴。遵循中-道之路,海德格尔诗学研究才会获得本真的指引。     

儒家的孝道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译成白话是:"孟子说:‘不孝顺的事情有三件,其中以没有后代最为重大。舜(当时还不是帝王,只是个普通百姓)没有告诉父母而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为妻,就是因为他知道最大的不孝是没有后代。在懂孝道的君子看来,他虽然没有禀告父母,就同禀告了父母是一样的。’"这里孟子用舜的故事来说明:娶妻生子之孝的重要,甚至超过     

党员干部要有“君子兰道”的表率作用

何为君子？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君子的上乘人格，被孔子视为达圣的必经阶段。党员干部应如何具备这样的“上乘人格”呢？简言之，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党员干部专心致志于本职，就必然走向为党为人民的上乘人格之道。     

亘古的明月清风——记市人大代表杨德广

很久很久以前，孟子跨越千山万水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子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正色道，“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日‘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因袭、人人只顾攫取一己之利，国家就危机四起了。“王何必日利?亦仁义而已矣。”     

简析儒家的“人性善”与人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产生了很大作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觉时,就要由“君子”来教化;在“教化”失效时,就得靠政治权力来强治。这样就走向了以道德立国,把道德政治化、刑律化的道路,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人治下的法治”、政治伦理化的境地。     

“荒时代”下的博弈

不久之前,一位在报社就职的记者朋友煞有介事地问了我一句：＂今天,你‘荒’了吗？＂虽然问这话的时候他还着重强调了＂荒＂这个字,可由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忙回答道：＂还好啊。＂朋友笑了笑,＂我说的是‘饥荒’的‘荒’,不是‘慌乱’的‘慌’,这下你明白过来了吧？＂听罢朋友的解释,我便点了点头＂我们报社打算在下一段时间做一个关于‘荒’的专题,有什么好的材料,就提供我们一下吧。你们搞就业跟保障的,应该有蛮多的。＂……     

“正其义”与“谋其利”如何一致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西汉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说的两句话，两句话出于同一种思想，意思是强调要坚持儒学的义和道，而不必去讲求什么功利。董仲舒所代表的思想，是儒学中关于义和利、道和功之间关系的一种正统观点，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所谓“义利之争”中，属于比较保守、同时也是不切实际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在很长的时期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人们产生影响，直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有人存在着模糊认识。前不久，一则电视新闻播放大学生的辩论现场，一方主张“正其义而谋其利”，而另一方主张的却正…     

古文今译一则

〔原文〕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然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叶飞：把解放思想落实在具体工作中

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事实上,要想求得＂实事＂中的＂是＂,前提就得要解放思想。叶飞将军就常常因为解放了思想而善于找到具体工作中的＂是＂,即规律。     

治世之道与君子之德——《礼记·缁衣》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礼记.缁衣》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君王的治世之道和君子之德。＂缁衣＂这个篇名,既反映了全文的政治主题,又体现了儒家政治以德治世的特点。本文以通行本《缁衣》为依据,试图在辨析其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德政与刑罚、上下关系、言与行、君子与他人等方面,分析其政治哲学思想。     

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一个经济社会学解读——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结合的视角

海外华人在对华投资中表现出一些特殊的性状与特征,这些特征如从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论的角度看,其间融汇华人香火价值观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论,从华人投资的状况看,有必要对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现象做出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解读: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是一个“寻利”和“觅情”相交织的过程,“‘利’主‘情’辅”是其投资本相所在.“经济人”视角与“社会人”视角对于解释海外华人对华投资都是必要的.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正>一、文化焦虑与三君子问记得在延安一次有名的谈话,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政怠宦成’     

别人家的孩子与中国的法治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篇题为＂别人家的孩子＂的网络文章。文章调侃道：＂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不聊QQ,不喜欢逛街,天天就知道学习……而我们在父母眼里却是从来不务正业,只会吃喝拉     

中国千年外交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始终影响着中国外交,中国千年外交也反过来影响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藩大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原则，至今对中国外交仍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