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     

基层微腐败的基本特征、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基层微腐败具有腐败性质轻微性、腐败频率多发性、腐败形式内隐性、腐败容忍高度性、腐败影响深远性等特征。微腐败的生成是基层干部思想道德素质不过硬、体制机制不完善、腐败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共同导致的结果。基层微腐败的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社会治理成效的满意度。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需要优化思想教育机制,突出基层微腐败的源头治理;强化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夯实基层微腐败治理的制度保障;构建政群信息互动机制,强化基层微腐败治理的民众参与;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升基层微腐败治理的自治水平。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脱节”现象的反思

我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层出不穷,但在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存在着“脱节”现象,如何认识和解释此种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通过转型社会中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现状分析,发现产生“脱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社区治理理论和模式研究中存在“形式主义”风险;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合理无知”的公众参与现象;社区治理研究的时空适合性对实践存在着制约作用;社区治理研究的替代价值和存在价值的取向变化,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实践”也影响“脱节”现象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可能,并对当前社区治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推进。     

“车轮上的腐败”:借鉴及治理简

公车超标、公车私用等广为群众所诟病的“车轮上的腐败”．长期以来是难以根治的顽疾．“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中的一个焦点备受关注。私用公车的后果不仅导致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特权思想的产生．还败坏了党风政风．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我们应该如何治理“车轮上的腐败”？公车改革的关键在哪里？我国在治理公车腐败方面有哪些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国外如何治理公车腐败．他们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监督办法？针对这一问题．本刊特选摘了一些国内外的做法以及学者的建议．以期对我们的公车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5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

文章在扼要总结中国政治学 50年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指出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确定了学科体系和研究对象 ,在政治的定义、国家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 ;通过对社会主义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腐败、“一国两制”等问题的研究 ,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所贡献。但同时还存在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够紧密、基础理论薄弱、研究领域有待拓展、研究方法尚比较落后等问题。文章最后提出了推动我国政治学发展的若干建议。     

人情干扰执法及其排除机制研究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法治反腐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系化与效能论

法治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规范意蕴在于以“法”为据、以“治”为功,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从法治反腐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质是从党内腐败治理检视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状况,以此检视是否形成了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化,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内法治反腐,须从体系化与效能论视角,更好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即秉持法治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动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化,形成制度整体效应;妥善处理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好地推动党内腐败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依据政策转变和时代命题，围绕“社会治理现代化”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回顾相关学术成果可见，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定位、意义、内涵、目标和路径等方面，阐明了党和国家关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框架，回答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构建，回应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变革需求的时代挑战。与此同时，在本土理论构建和经验建制方面存在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路径有待整合、理论深度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学界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指导思想、话语体系、历史文化、国际经验、现实问题、前瞻视角六个方面深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CAS理论框架

CAS理论对于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的构建和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在适应基层社会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中刻画出聚集性、非线性、要素流和多样性的典型特征。基于CAS理论,分析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中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的构成与运行机理,并尝试从创造公共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和持续赋权增能三个方向进一步审视系统发展路径,以期为提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实践思路。     

关于政治文明研究综述

自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丈明”的概念后,政治文明理论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我国政治文明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多、质量高,研究主体多元化、展现了多重视角和方法多样化等;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政治文明的基础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与政治文明相关理论的研究三个方面。当然,理论研究也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新时代微腐败治理的纪法衔接

"微腐败"治理作为新时代推进监督执纪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自治能力的重要抓手。政策治理的高效性、灵活性带来短时期的立竿见影效果与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导致的长效功能减弱之间需要平衡,政策治理的效率保障与法律治理的高预期性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必然张力。缘此,用完善的党纪、政纪、法纪规训公职人员,强调依法依规治理"微腐败"的同时,充分发挥正风肃纪政策的积极功效,是建立"微腐败"长效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微腐败"治理应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提升法治理念与法治思维,培育和弘扬法治文化,通过"微腐败"治理过程中党纪与国法的衔接融合,实现"微腐败"治理的标本兼治。     

我国行政学界腐败研究的现状分析

腐败造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巨大腐蚀与破坏,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研究腐败的成因、现状、对策等问题,提出遏制腐败的对策,是历史和社会提出的重要课题。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大批学术成果面世。为推动腐败研究的深入进行,通过对发表于国内行政学界主要期刊上的近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的实证分析,总结与综述现阶段腐败研究现状的若干特征和理论观点,并由此分析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论腐败理论的制度背景转换

腐败，象一个毒瘤，寄生在人类社会的肌体上，已成为各种政治制度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西方国家经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历史较我国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大量的理论成果，理所当然地可供我们学习、研究、参考。但是，应当看到，产生于西方社会背景下的腐败理论...     

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

如何治理与防范腐败,成为各国在发展前进中重要的课题。20世纪末,“透明国际”提出了“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它超出了传统反腐败理论的范畴,对反腐败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国家廉政体系的基本理论及意义作出概述的基础上,以香港、新加坡、北欧国家等为个案分析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构建廉政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在此基础上运用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廉政建设的有益做法,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廉政体系即反腐倡廉体系。     

治民·治政·治党--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解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政治发展却鲜为世人所乐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改革还在探索之中,政治发展思路还需要有一个逐步清晰和明确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和评价历来有所不同。在一般的政治研究中,建立在西方经验模式的基础上,民主化被认为是判断政治发展的主要标准。本文认为,仅仅用“民主”指标来衡量中国政治发展有失公允,而“治理”理论却可能为解释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在“治理”概念下,“治民”、“治政”和“治党”可以用来说明一种日渐清晰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思路。     

吏治为百治之首

吏治，指通过对官员作风和政绩的考核，从而形成的对官员选拔、任免、监督、弹劾、惩戒的体制。吏治的实质是通过对官员队伍的治理，进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实则是治吏。吏治是否清明，实属国家盛衰之系，安危之计，存亡之道。吏治为国家治理之源头，吏治为百治之首。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当前，吏治腐败已成为影响人心得失的主要矛盾，已成为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制约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要澄清吏治，赢得人心，必须选…     

基于官文化批判视域下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及根治

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不仅表现为它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压制,更表现在从揭露出的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诸如:“一把手”腐败,腐败主体集体化,腐败呈现“三高”、“三最”、“三贪”发展态势,“全家腐”的“家族式”腐败等来看,无不与官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彻底根除腐败已经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标本兼治,要预防、监督、严惩“三位一体”,齐抓共管.     

找回治理的“人民性”:人民建议征集的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北大核心

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找回治理的“人民性”成为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聚焦“找回治理的‘人民性’”这一核心议题,系统考察人民建议征集的发展历程、实践创新、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人民建议征集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目标,通过汇民智、集民情、惠民生和聚民利四大机制实现了公共价值共创;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建议征集以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工具的整体协同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即通过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理念创新、高效联动的治理制度协同以及技术化和柔性化治理工具的融合运用,使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彰显治理“人民性”的制度保障。人民建议征集研究为“人民城市”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     

一把手腐败与政治生态污染及其修复

一把手腐败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关键少数”作为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基于对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作为执掌一方权柄的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行为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极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