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行政法实施效果的影响

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施效果与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特点、公民偏好与取向直接相关.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文化传统、权力善属性、青天情结与“无讼”思想对平等精神、权力制约、程序正义与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基本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法在中国的实施效果.这是中国行政法实施效果存在赤字的法律文化原因.     

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

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但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激烈冲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思想观念方面要增强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在法律属性方面要促进从公法化到私法化的改变，在法律体系方面要实现以刑为中心到以民为中心的变革，在法律价值方面要从国家本位转变为个人本位。只有法律文化成功转型，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     

简论WTO的法律文化内涵——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WTO的法律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即权利文化,它集中体现了"法治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WTO法律文化存在深刻的矛盾.中国加入WTO后,只有吸收、借鉴和移植WTO法律文化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实现自身的法制现代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与重构

中华民族历经了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在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之中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任务,只有不断加强法律文化建设,才能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治观念相契合,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文章以此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并从多个视角对现有的法治体系进行了重构,为法治社会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可供借鉴的信息。     

行政法的中国化辨思

行政法的中国化意指弥愈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与移植改造西方行政法之断裂,具有中国主体意识,自觉基于中国国史民情、政治背景、文化传统场域,凝生出符合中国特色的、面向民族受众的、迎向国际视域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行政法研究态势抑或走向。基于中国现实背景,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与西方普适价值观念,对行政法中国化进行理论基础证成与逻辑结构整合,从而揭示行政法中国化的自身品质,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辨思与预设。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就必须既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还要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才能成为现实。     

法律教育与法治文明

当前中国处于最深刻、最艰难的文明转型期,只有法哲学文化才能促进中国文明从传统的人治走向法治。这意味着法律教育必须正视自己在人治传统下形成的弊端,采取科学措施促进法哲学文化的繁荣,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文明走向法治。     

行政法变迁视野下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一种脱胎于传统行政法,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别于传统行政法的新型行政法正在西方许多国家形成,而我国的行政法也卷入了这一浪潮。新型行政法浪潮所引发的后果是行政法律秩序的革新与重构,而这也宣告了传统行政法律秩序的破产以及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到来。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规制

法律上的见义勇为一般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或减少国家、集体、他人的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利益的损害,行为人不顾个人安危而积极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要完全避免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中见义勇为法律规定的矛盾和立法重合,其根本方法是对民法、行政法和刑法在调整见义勇为中的功能定位,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解决见义勇为不同方面的法律问题,只有准确的定位才能避免三个部位法之间的冲突。     

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保护

对私人财产所有权予以法律保护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要平等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但对私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不仅是民法的任务 ,更是宪法、行政法的使命 ,只有确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 ,并把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落到实处 ,才能实现公平竞争 ,保护公平竞争的结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     

积极行政的崛起与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冲突及解决

法律的保留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中心,法律保留强调行政作用一定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才能执行。法律保留原则发轫于传统行政作用的侵益性,并滥觞于消极行政范围的适用。然而,在积极行政崛起的背景下,传统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与积极行政产生抵牾与冲突,通过组织法依据、实体法依据和遵循程序法行政的阐释,可以寻找破解二者冲突与困境的路径。     

新世纪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期盼

中国法律史研究工作的改进,在理论上,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如实确认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是中国法制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不断发展、不断增强的历史;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必须全面地收集资料并严格考证.     

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路径述评

诉讼法制的完善与确立，是现代法治得以确立的基本标志之一。清末修律所进行的法律移植，构成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之滥觞。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的百余年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其间，乱国无实质的诉讼法制；诉讼法制路径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植体与受体排异反应强烈。回顾这一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推进、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制建设，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目标。     

罗马自然法思想探析

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溯及古希腊哲学.罗马法中所包含的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的发展和完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罗马自然法思想对人类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念.罗马自然法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为①法律的价值分为实然价值和应然价值;②法治不仅是手段,更重要的是目的.     

《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与历史融合的典范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把法律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它的一些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与历史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有其重要意义,主要是:有助于加深对<唐律疏议>内容的认识;有助于增长中国法制史知识;有助于提高法律意识等.<唐律疏议>的这一成功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唐朝前期的社会发展为其法律与历史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法制已有二千多年经验的积累;唐朝前期的儒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订者具备了较高的素养等.对后世立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宋刑统>基本效仿了它的做法.     

归入与裂变: 中国民事主体制度法律移植的路径转向

纵观整个中华法制的发展历程,除中华法系时期曾经对他国法律发生过影响之外,移植他国法律应该是中国法律制度创建与发展的主要路径与模式.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民事主体制度基本上仍然以西方大陆法传统为依归,在结构与内容上都呈现出对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归入.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法的全面引入不仅使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发生了路径转向,而且与民法的大陆法传统发生了裂变.围绕民事主体表达、所有制话语、法人分类、国家特殊主体定位及其机关全面法人地位等内容进行的分析具体展现了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对大陆法传统的归入及其裂变,为我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当代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历史启示.     

浅析法治的文化基础建构

任何社会的法治都具有时代特征,它必须与现有的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并随着这些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准确反映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基本趋势,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为自身的发展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社会建立法治,必须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分析中国法治建设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从清末修律的局限性看中国对西方法律的借鉴

190 2～ 1911年间 ,清政府进行修律 ,制订了大批新式法典并由此建立起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 ,对后世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次变革实质是以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掩盖封建法律的内容 ,故存在很多缺陷。文章根据法律移植理论 ,对清末修律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对西方法律的借鉴及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问题。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言说

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期待.从法律的追求、和谐社会的性质以及和谐社会的特征等方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制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表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从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