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法庭机制的改革模式评析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制度性和技术性缺陷,因此各国纷纷对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现行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存在三种改革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以德国为代表的系统式改革和以南非为代表的范例式改革。由于渐进式改革及范例式改革分别过于保守和激进,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不大,因此本文着重对投资法庭机制的优劣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进行分析。     

中国能源安全国际议程设置路径探析

保障能源安全对于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或独立或联合地积极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是实现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有效路径之一。本文提出了能源安全国际议程设置的分析框架,从现实需要、能力、意愿、经验和时机五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的可行性,从国际议程设置过程和围绕议程设置的竞争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的制约因素。基于上述讨论,中国能源安全国际议程设置的路径选择,应当积极参与能源安全多边国际制度,掌握议程设置的"进入渠道",遵循"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原则,实现问题界定清晰明确,设计敏感性和显著性强的能源议题,出台操作性强的政策备选方案,最终实现议题的"去安全化"。     

RCEP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研究

争端解决机制是自由贸易安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对比,有力地证明了一个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对贸易协议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RCEP而言,构建一套争端解决机制显然十分必要。目前,依据司法水平的高低,主要有三种争端解决模式,即政治解决模式、混合解决模式、司法解决模式。在RCEP构建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选择何种模式则受到经济联系程度与相对实力差距、成员方数量、成员方愿意提交管辖的领域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在RCEP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方面,需要重点围绕争端解决的适用范围、磋商机制、时效、透明度等内容来展开,同时东盟现有的五个"10+1"FTA将成为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中国作为推动RCEP谈判的主要国家,应该坚持在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中采取混合解决模式,通过设计争端解决机制的涵盖领域,对不同优势领域进行特殊安排,并推动建立常设机构来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实施,而且中国应抓住RCEP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契机,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东北亚扩展的研究

一、序言 世界历史发展的道路从以政治军事为中心走向以经济为中心。世界经济秩序则以国际化为目标。在上述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体制、集团化的地区主义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主义等多边贸易协定体制同时并存。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以仲裁为出发点

随着国际社会间投资活动的日益增多,随之而产生的争端也与日俱增。妥善处理这些争端是维护国际投资市场的重要保证。"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专门用于解决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解决的方法包括仲裁和调解。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里,普通仲裁程序并非一种辅助性工具,而是与专家组程序并举的、可作为专家组程序替代选择的一种争端解决手段。     

中国与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新规则

目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仍在不断升级,通过谈判解决双方贸易冲突的前景不明。中美贸易冲突扩大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与WTO的未来息息相关。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长期争论中的WTO改革再次凸显出来。作为全球秩序的坚定捍卫者,欧盟仍然在努力协调各方,特朗普政府在改革WTO上与欧盟合作,中国也重申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承诺与欧盟合作改革WTO。展望未来,中国与欧盟需尽快协调双方立场,争取提出共同改革方案。     

建立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正>当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然而要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需要各国的政治意愿和国际法的保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的迅速发展,现行贸易体制需要一套公平、合理、透明的国际贸易规则。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利控制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实现多边贸易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及实行国际贸易法治重要的一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60个国际贸易协定是国际贸易领域最广泛,也是国际贸易领域的唯一体系。160     

中国入世十周年的一些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始终。中国加入WTO不是从2001年开始的，最初动因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只是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一系列变化，这一过程持续了近20年。这20年以及中国入世十年来，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以WTO为动力，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为战略，以不断地学习、借鉴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不断推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进程。     

中立、责任与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多边改革与中国对策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入多边改革阶段,中国亟需明确立场和对策。投资仲裁设计面临实体义务地方性与程序规则国际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在理论上,投资仲裁机构难以同时、同等程度地追求和实现中立、责任和参与等三大目标。在实践中,传统投资仲裁和欧盟投资法庭倡议分别秉持司法中立优先和司法责任优先理念,分别以当事人关系和缔约国关系为主导,分别追求中立和公正的争端解决平台。美国2012年投资条约示范文本兼顾了司法中立与司法责任,比较好地兼顾经济效率和政治可接受性。虽然难以兼顾三大目标,但美国和欧盟都选择了适合本方优势的设计方案。兼顾中国利益与世界需求的中国改革方案,应当妥善权衡缔约国关系、当事人关系和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增强投资仲裁机制的内在平衡性与先进性,进而吸引更多的国家接受。同时,在关键制度的设计上应采取符合中国优势和立场的方案,如缔约国制定专家名单、一裁终局为主、有限上诉、利益相关者有限参与等,以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金砖国家利益融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格局深化调整和经济治理规则改革升级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改革压力上升、全球金融格局多元化发展、国际投资分化趋势明显以及数字经济竞争加剧等。上述调整对于金砖合作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契机。着眼于第二个"金色十年",金砖机制应优先重视加强合作和利益融合,如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和世贸组织改革,切实提升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营造一流的金砖国家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拓展金砖国家利益融合空间;强化政治互信,为金砖国家利益融合加强顶层设计和提供政治保障。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新进程及其影响

针对数字经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于2013年被正式提上议程,并逐渐形成了以双支柱为核心的税改方案。2021年10月,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式获得大多数改革参与国同意,计划于2023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未来将对全球税收治理、全球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和避税型离岸中心等产生持续影响,也将给中国完善税收体制、发挥大国优势、吸引中资跨国数字企业回归、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与创新等带来机遇。但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同时会收紧中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对香港金融稳定也会造成影响。中国应以本轮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参与,并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加快市场化建设和金融开放进程,在自贸区对标高水平国际创新,以及提升香港内生增长动力和稳定性。     

国际贸易新动向——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复活还是新地区自由贸易框架的崛起?

<正>2013年是国际贸易体制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在年终时,陷入困境12年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终于有了一些成果,某种程度上拯救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奄奄一息的国际贸易机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当前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满并未消失,并继续推动以它们为中心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为此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积极参与谈判,保证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管控南海争端 推动南海合作

<正>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的南海争端,经历了岛礁主权争夺、油气资源掠夺和岛礁主权固化三个阶段。以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法庭和2014年中越船只在西沙海域冲撞为标志,南海争端正朝着复杂化、扩大化趋势发展。如何有效管控南海争端,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保证”——政治—经济的分析视角

与小布什政府的"利益攸关者"定位相比,"战略保证"并不具有十足的新意,但该构想表明奥巴马政府愿意赋予中国更为显赫的国际地位,并把中国视为应对诸多最紧迫全球性挑战的伙伴。该构想是一种以适应中国为核心取向的方针,而非纯粹维护美国优先地位或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是,战略保证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并遭到美国国内部分人士的反对。考虑到对台军售、经贸争端、不稳定的军事接触等问题仍对美中关系构成威胁,"战略保证"短期内不会使美中战略互信获得根本性突破。     

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基于国际制度的视角

海外利益是国家于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有其合约性、包容性等特性,各国海外利益在国境之内、地区之间乃至全球层面渐呈卯榫相合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其敏感性与脆弱性日趋凸显。国际制度乃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框架与战略平台,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规范性功能和建构性价值等功能,而上述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国际制度成员的国际制度能力。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历程表明,海外利益的实现状况与其国际制度能力密切相关,国际制度能力欠缺、国际制度路径狭窄乃妨碍海外利益维护的痼疾。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维护,不可囿于具体的物质利益范畴,应超越纯粹的物质利益观和褊狭的权力思维,加强国际制度层面的战略规划,在参与、改革、构建国际制度等环节上积极有为,逐渐提升国际制度能力而拓展国际制度路径,以获取长远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