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政策与限度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推动同盟体系与伙伴关系的对接与融合、深化以公平互惠为基础的经贸关系、推进以实力求和平的全方位军事存在格局、保持前沿外交存在等方式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愿景。然而,这一战略愿景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执政理念导致战略推进的内在动力不足、美国执政团队不健全、地区内国家"两面下注"引发战略推进的执行力不够以及在推进"印太战略"与发展对华外交中的关系协调问题。     

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从升级对华关税制裁、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严控高新技术获取、扩容货币互换协议、打压中国概念股票、推进产业链自主化和"去中国化"六个维度,对中国实施选择性"挂钩"和关键领域"脱钩"的经贸规锁。其行为逻辑,一是为满足国内多元化经济集团的利益诉求,二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权力逻辑"。从战略约束看,美国开放性利益集团的经济理性、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中国的结构性国家竞争优势,构成了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应对,中国需确定"全政府"的战略模式,理解"双循环"的科学内涵,贯彻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措施探析

美国对华实施、加强制裁或者放松、结束制裁,都服务于其特定时期的对华战略和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采取"全政府"战略对华实施了更为频繁、剧烈、综合的各类制裁措施,其新动向包括:综合采用执法和情报手段启动"中国专案",以二级制裁及人权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为由显著加强对华政治制裁,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空前加大,更频繁地威胁使用金融制裁和加强资本脱钩等。美国加强对华制裁的态势与当前两国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走向"战略竞争加剧"的巨大变局相关。未来美国对华制裁将呈现更加常态化和更具破坏性特征,其实际效果将取决于制裁方式、力度与相关制约因素之间的合力作用,后者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内部分歧、相关产业界担心损害商业利益、盟国在具体议题上态度与美国不一、各国规避美国制裁体系举措逐渐增加等。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近期美国商会对华态度的变化及影响

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商会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务实推动者.2017年,美国商会对华情绪出现显著变化,首次施压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任,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后,美国商会在美国内政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政府重视倾听其利益诉求并延续其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利益诉求或将直接体现下一轮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主攻方向.将美国商界的经济理性注入特朗普的“公平贸易”,以加强贸易执法做法力求在核心问题上有所斩获,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核心产业政策,确保美国投资者在华获得“公平”投资机会.美国商界对华情绪变化背后原因复杂,分析美国商界对华态度演变及影响,进而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中国政府准确制定对美经贸政策、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突出,认定"数字丝绸之路"在经济利益、技术发展、军事和情报安全、国际标准和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构成挑战,反映了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数字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对华政策。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美国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国企业打压、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等方面多管齐下,并通过推动"经济议题安全化"、挑弄意识形态分歧等方式压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与日本等国协同推进对华竞争。尽管美国的制衡措施会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受限于国内国际各方反对因素,美国难以实现其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进程、影响与前景

特朗普政府对于印太区域的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愿景设计到政策实践的演变过程。自2017年提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巩固政治联盟与拓展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区域的安全介入力度、拓展美国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等方式予以推进,初步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这一战略对中国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地区影响力以及政治安全等领域带来了一定挑战。然而,缘于美国内政治的纠缠、地区力量的复杂心态、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线过长以及中国发展态势与中美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与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