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冲突的权力逻辑

美国对华贸易冲突折射出特朗普任期内的美国对华经贸战略出现了四个实质性变化。无论就全球层面还是就双边关系以及对美中两国各自的利益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冲突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课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性质来看,美中关系正从"战略伙伴"质变为"竞争对手",其特征是美国将对华"接触"调整为对华"规锁"。从逻辑上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冲突必须被置于心理预期和大国间权力消长的维度中去加以解读。为有效应对美国的贸易施压,中国既要在坚持底线思维和合作共赢的前提下与美国开展贸易对话,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加快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深化双边、诸边和多边经贸合作。     

成本强加: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方式探析

虽然合作与竞争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但其近年来明显地加强了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一些机构和专家甚至呼吁要重新激活冷战时期的对苏"成本强加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从广泛意义上讲,成本强加是大国之间一种传统的和平竞争方式。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非战争方式增加对手的资源消耗,削弱其行动能力或加剧其资源分配压力,进而改变其具有挑战的行为。从美国关于"空海一体战"、"第三次抵消战略"的讨论到在南海上的行动,可以看到其日益明显的"成本强加"逻辑。美国对华"成本强加战略"无疑将给中国带来复杂的挑战,对其研究有助于中国深入理解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逻辑、边界和目标,为保持战略定力,制定针对性应对措施,有效整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为复杂。美国谋求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塑造对华经贸关系,政策制定的经济逻辑有所弱化,非经济因素的塑造作用日益上升。通过提供高额产业补贴、继续征收高关税、强化高科技打压、构建遏华经济盟友体系等措施,美国谋求增加对华竞争优势。作为回应,中国推动降低对美依赖水平,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进行反制裁,积极构建对己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积极效果。从双边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指标考察,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仍在发展,但也出现下滑脱钩的趋势。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既面临美对华高关税后续发展、“脱钩断链”效果评估、经贸合作动力衰减等重大问题,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始终聚焦国内高质量增长,提升和强化经济逻辑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牢牢掌握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主动权和塑造力。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突出,认定"数字丝绸之路"在经济利益、技术发展、军事和情报安全、国际标准和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构成挑战,反映了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数字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对华政策。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美国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国企业打压、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等方面多管齐下,并通过推动"经济议题安全化"、挑弄意识形态分歧等方式压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与日本等国协同推进对华竞争。尽管美国的制衡措施会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受限于国内国际各方反对因素,美国难以实现其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目的。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发展与中美经贸关系前景

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单边行动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和投资,反映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竞争态势加剧,对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给双方管控经贸摩擦、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带来新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强硬派主导经贸政策、对中国实力发展的戒心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是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双方首脑外交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互惠互利的基础、美国国内的反对力量以及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机遇等因素都将有助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及多轮磋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并进一步加强合作。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美中贸易的影响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演变的历史表明,出口管制始终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且使两国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由于奥巴马政府并未改变美国对华的一贯立场,因此其推动的出口管制改革并未惠及美中贸易,使美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日趋复杂。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美中两国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美中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绿色经济理念下的贸易摩擦隐患及中国对策

巨额外债已经成为威胁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美国希望通过倡导绿色经济为其国内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同时争取在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议题中占据主动。该倡议暗含着强烈的战略性贸易保护动机,可能会影响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隐患。为此,我们应该及早应对,从舆论引导、理论研究、政策设计和战略人才储备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将来的中美贸易战略布局与战术对决中掌握主动、占据先机。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韩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多重平衡外交

朝核六方会谈对韩国的国家利益利害关系重大,韩国的应对策略也最为复杂和微妙。韩国既要顾及短期安全利益与长远民族利益之间的平衡,又要弥合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政策分歧,并竭力避免其对北政策与对美政策之间出现零和局面,同时还需兼顾联盟政策及其东北亚地缘战略之间的平衡,因此六方会谈事实上成为韩国实施多重平衡外交的一个重要契机。目前来看,这种复杂的平衡外交方针基本是成功的,然而其最终政策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Indo-Japa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As the U.S.-led security order in Asia gradually comes under stress,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India and Japan are formulat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hedge against the vulnerabilities accruing out of the unfolding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China’s unprecedented economic and military rise coupled with America’s perceived relative decline is drawing New Delhi and Tokyo into a strategic embrace. To insure their interests in this era of great power transition, New Delhi and Tokyo are keen to hedge against America’s possible failure in containing 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 in Asia. This hedging strategy is evident in their grow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ch consists of a triple hedge: increasing bilateral defense partnership against fears of American retrenchment; economic engagement against an over-dependence on China; and a multilateral hedge against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for Asia’s two prominent middle powers, transforming these nascent attempts into an effective strategic response to Asia’s current power transition would also require cooperation in the nuclear domain, an area where their policies continue to diverg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Momentum,Motivation and Challenges

After Biden took office,the United States,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main framework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outheast Asia policy,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ts strategic input in Southeast Asia to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First,consolidate its diplomatic influence.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etition over technology policies by vari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terest groups or stakeholders. An expected utility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competition over the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the American supersonic transport (SST) program in the 60s and 70s. 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this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offers a powerful analytical tool for exam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processes. The expected utility simulation allows for a more rigorous inspection of the explanations presented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literature which should allow scholars to’ further explore expectations and conclusions about strategic trade and other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美国TPP战略的动机及其对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

美国TPP战略既是美国外贸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对WTO全球多边贸易秩序的系统性突破。它不仅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重振其国内脆弱经济的努力,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重大转变。本文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不同情境下美国TPP战略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各种经济影响。模拟结果显示:TPP加入国家福利增加,而非加入国将受损,一个不包括中国的TPP将使得中国福利受损,贸易条件恶化。中国需要迅速建立包含中日韩三国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同时应根据自己的长远利益构建针对美国TPP战略的其他对冲性政策。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及影响前瞻笔谈

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开始显露坍缩征兆。然而,美国仍然保持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内政外交政策选择一直具有全球性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华发动极限施压性的"贸易战"和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随心所欲、极端强硬的执政风格,不仅招致很多国家的激烈批判和反对,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尽管现任总统特朗普仍然没有承认和接受败选事实,但美国政府更迭已经无可逆转。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们将如何应对美国因政府更迭而发生的政策调整?为加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前瞻研究,2020年11月5日,本刊编辑部联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美国研究所等单位召开了"美国大选后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10位专家做了会议发言。本刊选择其中3篇和另外1篇投稿摘要刊发,希望能够促进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前瞻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