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冷战后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发展演变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东亚地区形成了以"陆海分离"为特征的安全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频繁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及军事部署,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导致这一秩序迅速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基于确保地区主导权的考虑,美国不断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抵消中美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影响。期间,美国由寻求确保台海两岸军事平衡,到维持中国与东亚军事强国的军事平衡,再到阻止中国抵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与中国针锋相对的一面明显上升。为有效管控这一趋势,避免两军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确保地区安全稳定,有必要从观念、秩序和实力三个层面出发,思考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可能构建的军力对比态势。     

朝核问题与中美战略共识

朝核问题历经20余年外交努力至今仍未获解决,但朝鲜核与导弹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无论朝核问题僵局持续,还是朝鲜继续增强其核与导弹能力,这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与核心关切虽然不同、应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偏好也不一样,但求同化异,保持东北亚稳定应是两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两国应该在朝核问题恶化之前合作管控朝核危机,通过这种合作就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模式和最终解决方案达成基本共识。中美有必要尝试新的政策思路,这也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新的政策思路至少应该包括:共同改善朝鲜的外部安全环境,支持朝鲜的"软着陆",推动朝鲜政权转型而非政权更迭或者政权崩溃。     

二战后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二战后东亚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东亚大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是一种典型的"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在政治上,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地区与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也几乎割裂;安全上,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建立起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东亚权力转移,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积极势头。不过,在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瓶颈,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国与部分沿海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困境。东亚秩序能否突破安全瓶颈,最终实现陆海秩序的融合,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建设,也取决于东亚国家内部能否克服安全上的互信赤字。     

习近平中美关系论述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主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定位中美关系,认为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发展空间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社会制度不同的情况下通过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而非对抗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心愿,符合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向往,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也是两国应始终坚持的大方向。双方应从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举措,切实推进互利共赢,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为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筑基固本,积厚成势。     

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40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问题、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军事竞争。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具体化和改进方向

2013年2月上台的朴槿惠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并在国内外进行广泛宣传和研究。"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为了解决包括区域外国家美国在内的,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间的"亚洲悖论",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软安全"问题为中心,开展多边对话机制,并致力于最终形成一个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但该构想尚处于理论起步阶段,对合作(安全)议题、区域范围(参与对象国)、行为主体、国际机制(制度化)、推进战略等问题没有具体界定,距离政策化也还有一段距离。其间朴槿惠总统(政府)向美国和中国介绍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但仅得到美国的消极理解和中国原则上的支持,并没有得到对该构想的实质和具体内容的理解和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应要进一步具体化、理论化,以此来得到东北亚各国一致认同且可实践的国际合作体制。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在两国关系结构的三个方面的体现和演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     

印太语境下的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进展、动因与限度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变革,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处于重构中.作为印太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日本与印尼以海洋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印尼合作既受到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局势快速变化、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也是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的主动作为.然而,其合作受到若干负面因素的掣肘.双方不仅对未来海洋安全合作具体设想有所差异,在印太安全秩序构建主导权上也存在"美日印澳"或"东盟中心"的认知分歧,而且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会抑制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日本与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论东南亚地区秩序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南亚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格局中,中美日三个大国与东盟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既是中美日三个大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它们的共同利益。东盟是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中美日三个大国能否在该地区实现合作共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的影响和如何发挥作用。     

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CSSCI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与印尼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速提质。两国海上安全的顶层协调频密,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规模拓展,涉海军售与安全援助均取得新突破。美国与印尼强化海上安全合作是两国在印太局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战略目标、利益的认知和评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中不乏相互利用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由于两国在战略偏好、印太地区构想及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其合作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度。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的提升,由此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总体上将继续强化,尤其是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容忽视。     

东北亚和平与中韩协调合作

冷战结束以后，受到世界和平与发展总趋势的影响，东北亚秩序也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以美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不属于美国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东北亚秩序的新变化，对域内国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作出适应时代发展规律的外交抉择。与此同时，朝核问题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对同处于东北亚中心的中韩两国来说，如何紧密合作，共同开拓和平繁荣的东北亚时代，成为两国所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课题。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理论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包括安全、外交、经济三个领域的全面战略,宗旨是牵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中美领导人一致同意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先前具有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正在出现微调现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是两国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论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欧关系是 2 1世纪国际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之一。虽然世界战略力量对比仍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但中美欧三方实力关系显现多维化 ,从长远来看将趋向均衡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影响的上升 ,中美欧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中美欧关系趋于成熟 ,良性互动增加 ,但单边主义和“零和游戏”思维仍是妨碍中美欧合作的负面因素。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