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功能转变中的虚报注册资本罪

随着公司信用观点的转变，相关社会信用机制的完善，虚报注册资本罪必然走向非犯罪化，规范资本注册行为的不应再是刑法规范。但是，在导致资本严格监管的环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今天，缺乏对该罪名进行非犯罪化的法治与市场环境。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采纳了二元化的“公司资本制度双轨制”，直接改变了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违法性评价标准。当前应当将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惩罚模式改为结果犯，并将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罪两罪合并起来统一予以规范，保留虚报注册资本罪名。     

关于查处虚报注册资本犯罪的思考

虚报注册资本罪是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确定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改时予以吸收。《刑法》第158条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报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     

新公司法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适用与完善

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作出了一定的修改,但这并不能否定虚报注册资本罪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现实中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犯罪.对于该犯罪的司法认定,应仅考虑虚报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而从立法上看,应根据新公司法第199条、第216条等规定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构成模式、法定刑予以调整,将该犯罪设定为结果犯,提高对自然人罚金的比例,明确规定对单位罚金的比例.     

虚报注册资本罪立法探讨

虚报注册资本罪是1997年修改刑法时增加的新罪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满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在1994年公司法出台、现代公司制度建立后,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对虚报注册资本犯罪作出了规定,1997年刑法在对该罪罚金刑修改后,将该规定纳入刑法。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对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 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论维护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公司法典。公司法典的颁行，对于培育规范的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公司资本制度在公司法中的重要地位，以维护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障为题，在刑事法律规范领域，具体研究了严重危害公司资本制度之行为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对于如何认定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以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虚报注册资本罪法律适用分歧问题探析

本文案例启示:虚假出资罪与虚报注册资本罪在侵害权益、欺诈对象、犯罪主体、实施时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体应该是做出虚报注册资本具体决定的人,即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在处理虚报注册资本罪与相关联犯罪关系时,应按照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处理原则,结合具体欺骗手段综合认定。     

浅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存废——以《公司法》修改为视角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准入制度,维护市场秩序稳定,《刑法》规定以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近日,《公司法》作出重大修改,正式将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予以删除,不难看出,虚报注册资本罪已与如今的经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新资本制度对虚报注册资本罪认定的影响

1997年新刑法增设了第158条,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与我国《公司法》以及相关行政法规一起构成了我们与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律武器。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公司资本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005年公司法及其配套法规对注册资本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新公司法确立了法定资本制为主、授权资本制为辅的折中资本制,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增加了新的内涵和适用条件。     

新《公司法》下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新论

新《公司法》改变了注册资本的出资时间,实行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即只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缴纳法定的首次出资额即可申请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仅仅是一种宣示作用或者确定首次出资额的参照作用。这一修订不仅使《刑法》所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也使虚报注册资本罪基本处于“法律虚置”状态,取而代之的是虚报实收资本行为,而现行《刑法》对虚报实收资本行为尚处于规制的“真空”,因此,修订现行《刑法》就成为必然。     

公司注册门槛降低对刑法的挑战——兼论市场经济格局中的刑法谦抑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司资本制度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的公司资本制度历经变迁,公司资本制度的每一次修改均带来(或应该带来)刑法的相应变动,在刑法与公司法的关系中,刑法的最后性(ultima ratio)和附属性(subsidiarity)表露无遗。本次国务院推动的公司注册制度重大改革再一次对刑法带来严峻挑战,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入罪的时代条件、价值条件和法益保护条件都已发生改变,虚假出资行为已经缺乏入罪的条件,应予以非犯罪化;抽逃出资罪因其保护的是公司运行阶段的资本制度,而公司资本是公司持续健康运营的保障,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减少,因此仍具现实意义,然而刑法相关规定已经与新公司法和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形势不相适应,也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秉持刑法谦抑性的理念,本文建议,废除虚假出资罪,修改抽逃出资罪,完善其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Status Disparities in the Capital of Capital Punishment

Numer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victim race on capital punishment, with a smaller number focused on victim gender. But death penalty scholars have largely ignored victim social status. Drawing on Black's (1976) multidimensional theoretical concept, the current research examines the impact of victim social status on the district attorney's decision to seek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 jury's decision to impose a death sentence. The data include the population of cases indicted for capital murder in Harris County (Houston), Texas, from 1992 to 1999 (n=504).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victim social status has a robust influence on the ultimate state sanction: Death was more likely to be sought and imposed on behalf of high‐status victims who were integrated, sophisticated, conventional, and respectable. The research also has implications beyond capital punishment. Because victim social status has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in the broader sentencing literature, Black's concep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tool that could be used to address such an important omission.     

买卖注册资本不实公司股权问题研究

在我国,注册资本不实的公司大量存在,对此类公司股权收购合同的效力,应先判断注册资本不实的程度是否导致了公司法人资格的丧失。如果导致公司法人资格的丧失,则收购合同无效;如果没有导致公司法人资格的丧失,则要判断收购人对注册资本不实情况是否明知。如果明知,则合同有效;如果不明知,则收购合同可能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股东由于注册资本不实而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的股东责任是否在新的股东之间转移,也要依据收购人对注册资本不实情况是否明知来判断。为改变这种状况,应着手改革我国的法定资本制度。     

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

社会资本研究沿着关系效用的逻辑发展,只关注其经济性,而遮蔽其社会性,这违背了布迪厄提出资本理论以破解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的初衷。资本是结构和能动视角的双重蓄能,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是人与群的互动问题,社会资本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个体层次的关系资本,而是源于占据了一个熟识关系制度化的社会网络,其网络身份让个人可以借用集体共有的资本和信用。社会网络的社会性即在于网络整体的不可化约性,网络整合人,人也同时占据网络。徐福敦另立门户的例子具体阐释了社会资本如何在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的过程中进行积累即再生产的。     

公司资本信用悖论

公司信用是无法依赖立法者安排与创设的。欲构筑公司信用的参与人 ,有内在动因经由公司法之内或之外的规则安排 ,展示自己的信用。而试图探询交易对方信用的参与人 ,有内在渴求在公司法制度之内或之外 ,达致自己的目标。立法者的使命就是创设一个空间 ,给前者一个自由安排或彰显自己信用的选择权 ,给后者一个多渠道获取信息的管道。     

公司资本制度变革视野中的资本维持原则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改,将注册资本由有限制的认缴制改为完全认缴制,取消了法定最低资本额限,相应的登记程序也得以简化。仅从形式特征上解释,我国目前公司资本形成制度依然是法定资本制,但是,在资本制度变革之后,我国公司的信用基础已彻底从资本走向资产。公司信用基础的转型,给传统资本维持原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一方面,资本维持在对象、过程、程度和功能四方维度上面临更新和重塑;另一方面,资本维持项下的子规范体系,抽逃出资、公司担保、利润分配、减资等规范也逐一需要反思和调整。     

虚报注册资本罪探微

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的问题比较严重。本文在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从司法实务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出发,探讨在司法中认定“虚报注册资本罪”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求公正司法。     

人力资本及其视域下的农民工分析

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对人的各种投资,使自然人具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价值,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这种价值实现价值增值。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首先是一种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是与一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力资本是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是技术与制度的统一。结合人力资本的含义和农民工的自身特点看,农民工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确认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Taking Capital Punishment Seriously

Although As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 of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capital punishment,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understudied.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four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deserve attention from students and scholars who believe taking capital punishment seriously requires studying Asia seriously too. What are the empirical contours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contemporary Asia? What are the histories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Asia? Can Western theories of capital punishment explain patterns and changes in Asia? And what is the future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Asia? If researchers take the trouble to explore these questions, the death penalty will not only become an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law and society in Asia, but Asia will prove to be an instructive window into the death penalty—the gravest real-life problem in the law.     

论债权出资

新《公司法》对股东出资的形式予以放宽,但对能否以债权出资未作明确规定。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对债权出资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限度允许的态度。股东以对公司(包括改制为公司前的企业)的债权出资,应当允许,以对他人之债权出资因债权实现风险较大,应加以限制,采取出资人提供出资担保等措施。立法应当规定禁止股东以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其欠缴公司的股款,但不能将此规定简单地理解为是禁止以债权出资。此外,文中对何种债权可以作为出资、何种债权不能作为出资等问题,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方向

目前我国虽然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 ,但资本环境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 :适度放松设立管制 ,切实加强资本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