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打击错误的理论迷思与廓清

在刑法理论中,过去将打击错误归为刑法上认识错误的一种情形,因而在错误论的范畴内对打击错误进行研究,造成了打击错误之理论研究的迷思与误读。但实际上,打击错误在其本质上并不同于认识错误,在一定意义上讲,在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并未产生错误的认识。出现打击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因而要将打击错误与认识错误及其具体类型、刑法上的因果关...     

论我国刑法修正的秩序价值优先性——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1997年《刑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很多内容备受争议.从具体内容看,《刑法修正案(九)》尽管兼顾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两种价值,但更多地倾向于优先选择秩序价值.这是由刑法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但也受到我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深刻影响.然而,这并不是说,刑法优先选择秩序价值就是绝对的.相反,自由价值也是刑法的目的之一,因而对秩序价值有一定的约束.自由价值对秩序价值的约束,在先天上是弱性的,只有在立法和司法上将刑法谦抑性原则程序化、制度化,才能发挥这种约束作用.     

刑法价值新论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实体法,固有其体现普遍的社会价值的必要.然而,刑法要从其性质和人们的需要出发来界定自己的价值,以社会价值为目的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文认为刑法价值的动态体现是刑法的作用;刑法价值的静态体现是刑法的原则.但刑法的作用、刑法的原则本身并不等同于刑法的价值.     

中美竞技体育中赌博犯罪比较研究

赌博以及赌博犯罪在中美两国都是古老而又日益弥新的事物,但是,由于体育事业发展不同,对赌博行为的观念不同,中美两国的竞技体育赌博犯罪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竞技体育赌博犯罪立法比较全面,从非法赌博犯罪本身到赌博设施非法行为、赌船犯罪、彩票犯罪等都有规定,而中国则除了赌博罪之外其它方面付之阙如,这和中国打击赌博犯罪以及逐渐猖獗的竞技体育犯罪的实际需要很不一致,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论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原则与思路

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据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主要表现为促进刑种、刑序、配刑的合理性。应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罚体系完善的根本决定因素,同时还要以实现刑罚目的作为终极目标,切实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合理地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就完善思路而言,除了对各种具体刑罚进行必要的改进之外,从整体上看,还要调整刑罚的总体结构,增加新的刑罚种类,明确地对刑罚配置制度作出规定。     

论民间矛盾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

民间矛盾属于犯罪起因的一种,但将之称为＂罪前情境＂更为恰当。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上,在处理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中,民间矛盾都是合理选择对处理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从刑法学上看,民间矛盾具有犯罪情节的特征,但并非是考察其引发之犯罪的危害性程度与犯罪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唯一依据,相反,需要根据所有的犯罪情节分析犯罪是否符合死刑适用标准。当然,在民间矛盾之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上,需要注意将化解矛盾、减少死刑适用作为立足点。     

情与法的交锋——聚焦“药家鑫杀人案”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药家鑫案件虽不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对案件的种种争议、关注本身,足以说明该案件的特殊性。从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到杀人犯,足以把可以秒计算的肇事瞬间无限放大。尤其是＂是我,我也捅＂的支持声音出现后,公众对案件的关注早已超出了案件本身,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案件背后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论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是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经济犯罪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衔接的基础,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界限的厘清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协调的关键。当前,我国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还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完善法律体系,正确处理经济纠纷,需要科学把握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保持经济犯罪立法单轨制。     

新公司法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适用与完善

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作出了一定的修改,但这并不能否定虚报注册资本罪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现实中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犯罪.对于该犯罪的司法认定,应仅考虑虚报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而从立法上看,应根据新公司法第199条、第216条等规定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构成模式、法定刑予以调整,将该犯罪设定为结果犯,提高对自然人罚金的比例,明确规定对单位罚金的比例.     

死刑适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问题研究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我国当前司法上非常重视．理论上却研究不多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死刑案件中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启示性意义。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评价因素和标准完全不同．对后者的评价并不需要完全以刑事法律的明确规定作为基本依据。也不需要在准确理解和严格遵守刑事法律规定的要求下进行评价．相反。后者是以刑事法律之外的因素作为依据并根据其他标准进行基本的分析评价。在死刑问题上必须注意民意的价值和作用，对于民意进行有效地疏导，为实现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以及为死刑适用社会效果的正确评价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