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沿革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指出自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在立法层面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仍然缺失.     

法律福音

北京：官员不作为将被行政问责近期刚公布的《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将于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办法》明确规定了行政人员出现不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行政职责等共计26类违规行为之一，并由此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都将被行政问责。     

简议行政问责制度及其法理基础

行政问责制度从2002年在我国开始兴起,经历2003年的非典时间引起广泛的注意,到2008年的＂问责风暴＂行政问责已经是被推上立法、执法、司法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简要介绍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期行政问责制度能在我国健康的发展,促进法治政府构建。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问责风暴

2008年9月12日至22日的短短10天时间,溃坝、三聚氰胺奶粉、数起矿难、特大火灾接连不断,黑龙江、河南等省又相继发生矿难,深圳歌舞厅大火紧随而至。为对民众和舆论有一个严肃交代,相应的行政问责风暴随之刮起,其势头业已超越2003年因非典疫情催生的首轮行政问责风暴之力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李长江们的被问责,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问责制的关注,几年实行下来,于今该如何解读问责制?……     

北京出新政要治“太平官”“混事官”

北京市日前公布矧E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弥补行政问责盲区。从10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人员出现上述情况将被问责。专家表示，此举是问责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让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感到不能再当“太平官”“混事官”了。     

“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

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其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轻则掉乌纱，重则进牢房——2009年问责风暴升级记

2009年之初，上一年度“凌厉而密集”的问责风暴穿透时间之“墙”而来。在被公众“习以为常”了近乎一个年度第二监狱的四名犯人越狱和鹤岗矿难夺去108位矿工兄弟的生命，问责在这年岁末跳过；行政问责的台阶，上升到了刑一事问责的高度。     

昆明严禁“出事”干部异地做官

在昆明新近出台的《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中，被处以诫勉谈话等六种问责方式之一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被问责两次即可党内降职、行政降级；被问责三次将免职。面对这一政策，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赞赏，但也提出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官员有申诉的机会。     

行政问责程序研究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度运行规范化、实效化、常态化的关键环节，它使行政问责由行政性而法律性、由碎片化而体系化、由内部运作而社会化、由选择化而普遍化。然而，目前我国真正或者完整意义上的行政问责程序还没有建构起来。因此，完善相关行政问责的程序规则势在必行。其中关键之点在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法律手段将行政问责程序建构起来。具体而言，行政问责主体应非行政化、行政问责罚则应法典化、行政问责方式应衔接化、行政问责过程应司法化、行政问责结果应效率化。     

行政问责人大不应缺席

2008年被称为行政问责年。从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到三鹿奶粉事件，从深圳龙岗区大火到登封市煤矿瓦斯突出事故，9月集中爆发的公共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19名有关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遭免职问责。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近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一些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事项范围、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强化异体问责主体,明确行政问责对象,拓宽行政问责事项范围,健全行政问责程序规则,严格采用准确、恰当的责任追究与承担方式,以期推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有效构建

本文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现状，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立法缺位、问责的前提条件不明确、问责随隶l}生较大、适用范围偏狭窄、责任形式不够具体明确等缺陷。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将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指导与实践意义。     

行政问责要与依法行政紧密结合

构建权责对等的问责体系，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执行力。行政问责以责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应依照职权相应、权责相等、错责相当的原则，建立与制度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相衔接的问责体系，既保证问责的公平性和可预期性，又保障行政管理体系的可控性。要设定行政行为的边界，明确不同部门、不同类别公务人员的不同职责，做到行政问责的依据与依法行政的职能设置相匹配。     

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所谓行政问责制度是指各级行政主要责任人在其管辖和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从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到今年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上海大火,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列公共事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注重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     

行政问责的公民诉讼路径探索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既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同时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力的侵害。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在问责的启动主体和问责运行程序等方面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赋予公民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公民直接利用诉讼的方式启动行政问责是可以考虑的一条新路。     

"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

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其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刍议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指的是在行政问责中承担责任的官员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相关制度组成的规范系统。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缺乏法律依据,而是以政策为导向,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机制。本文指出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有助于行政问责制落到实处,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理念和制度的理性。基于此,要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期限、程序、相关制度等方面构建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