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度将党委领导纳入问责等17则

3月22日，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明确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被问责领导干部复出要审慎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日趋常态化，在一片叫好声中，被问责领导干部的去向问题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被称为“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和安徽阜阳众领导干部的纷纷复出更使舆论为之哗然。应该认识到，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体现了干部任免机制上的完善和科学性。     

对问责制的再问责该如何问责？

据《工人日报》载：河南洛阳近日在推行行政问责制中出现了尴尬一幕：两位作为领导干部被问责免职的“环卫队长”，竟然是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目前洛阳市已对在问责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口河回族区五股路办事处工委书记徐春霞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口河回族区五股路办事处主任和根弟被给予效能告诫，涧西区环卫局局长李荣军被停职检查3个月、效能告诫一次。     

赞“京版问责办法”

2011年3月22日，《北京日报》以“党委领导首度被列为问责范围”为题，对北京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行了报道。     

“突击问责”，参“经常问责”

去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可以说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从无到有的标志。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哪些地方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即问责哪个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关责任人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舆论监督，媒体需要炼就“火眼金睛”

广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的《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将于今年4月正式实施。其中在接受监督方面，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属于问责范畴。对此，有关专家表示，舆论监督非常关键，此举凸显了政府部门的开明和进步。（3月17日《新快报》）     

时事点击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 据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按照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健全党内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让“用权有责”深入人心——陕西省蓝田县关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无疑是落实这一要求的重要手段，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因此，必须加大对该项工作的研究力度，确保问责收到实效。从陕西省蓝田县的实践看，近年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和制度上的难题。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轻则掉乌纱，重则进牢房——2009年问责风暴升级记

2009年之初，上一年度“凌厉而密集”的问责风暴穿透时间之“墙”而来。在被公众“习以为常”了近乎一个年度第二监狱的四名犯人越狱和鹤岗矿难夺去108位矿工兄弟的生命，问责在这年岁末跳过；行政问责的台阶，上升到了刑一事问责的高度。     

贵州省福泉市严格问责提高干部执行力

近年来，该市切实加大对领导干部失职渎职行为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查处整治。2008年以来，先后对5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给予纪律处分。2010年又对一起煤矿事故相关7名责任领导干部进行了行政问责，有效严肃了纪律，确保干部执行力的提高。     

干部问责从“风暴”走向常态

7036，这是今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向外界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时透露的一个数字。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制度

吉林省辉南县制定“四访”“四办”工作制度；云南省富源县出台领导干部问责办法     

完善细节有助建立长效机制

去年底,湖南省长沙市为方便群众反映问题,公开了各区和市直机关千余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今年1月10日,长沙市举行新闻通报会,市纪委书记姚永春表示,蓄意不接电话、不处理诉求的领导干部将被问责和处理,同时,将尽快出台公开工作管理监督暂行办法。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009年7月,中央纪委下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标志着领导干部问责制从理论层面推进到了实践层面,对于领导干部的重大失职行为等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有了明确的处罚依据。对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坚强决心。但是,在问责制具体的实施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问责的主体不甚明确,异体问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很难真正的实现问责的效果;问责的客体不是很明确;领导干部复出机制有一定的模糊性;问责范围比较狭窄。本文拟从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制度等方面来入手,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完善我国的领导干部问责制。     

干部问责应贯穿履职始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抓好制度执行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我们在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同时，不禁为之叫好。由此想到，干部问责制度的执行应是一个问责、追责、负责相统一的工作过程。然而，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过程中，不是把问责贯穿于每项工作的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关于各级领导干部接受和赠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处分规定

第一条为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2000年12月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得接受下列单位或者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一）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二）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三）外商、私营企业主；（四）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第三条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担任副科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相当于副科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国有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第四条中央纪委第…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