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

多源流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变迁理论,为我们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问题之窗与政治之窗的打开都能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提供机会,但有些住房政策变迁情形也可能是起因于方案可行性程度的提高.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有赖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交汇,即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三者的有机结合.在运用多源流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变迁的动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出一个政策变迁动力模式,这一模式包含五种政策变迁动力因素:问题的变化、方案可行性的增强、政治形势的变化、外部事件的冲击、正面政策效果的积累.这五种因素从不同的方面启示了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转变——基于985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农民工政策提供了一个公共政策变迁的独特经验。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以1978—2017年985份中央层面的农民工政策文献为样本,运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分析政策目标、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对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控制(1978—1991年)、管理(1992—2005年)、服务(2006—2017年)等三次范式转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策目标经历由纳入管控、规范管理向保障权益与促进融入的调适;政策价值取向经历由农村偏好、城市偏好向城乡统筹的转换;政策工具经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市场调节、法律规范等多重工具并用的过渡;政策主体经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主向中央职能部门为主的变动;政策对象的称谓经历由歧视话语向正面话语、具有劳动力价值向具有城镇化意义和关注农民工个人向关注随迁及留守家属的变化。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中国PPP政策工具选择及其选择模式研究——基于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

为深入了解我国PPP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央政府层面(2013-2017年)颁布的PPP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项目生命周期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PPP政策工具选择偏好明显,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偏重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维度偏重PPP模式推广和合作环境营造,项目生命周期维度偏重项目采购与执行;PPP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明显,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四条路径。     

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与选择策略

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是当今的全球性论题,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善治的标准.而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基于市场的激励性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工具及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工具的发展演变.这些工具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情境.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从选择单一的政策工具走向政策工具的组合、从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非均衡走向政治均衡、从政策工具的移植走向政策工具的创新.     

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论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能否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政策工具选择的环境、以前选择的限制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对这些因素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为决策者选择恰当的工具,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依据。     

动态均衡视角下的政策变迁规律研究

公共政策在其动态运行过程中,政策变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环节。所谓政策变迁是指不同政策间的替代与转换过程①。这一过程是否遵循某种一般性规律,理论界对此一直缺乏必要的研究探讨。从动态均衡的视角看来,可以将政策变迁过程分为政策失衡、政策创新、政策均衡3个阶段。其中,政策失衡指的是愿意改变既定政策的政策参与者的集合力量,超过愿意维持既定政策的政策参与者的力量集合时的一种状态;而政策均衡则表示与之相反的一种状态。政策创新是指由旧政策到新政策的实质性转换过程。通过这3个环节,拟揭示出政策变迁过程中政策从原有均衡状态演变为失衡状态,再通过创新变革向新的均衡状态转变这一规律。     

政策经纪人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与机理

政策经纪人是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推动政策变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各方主体因无法自动调和的分歧致使政策变迁陷入僵局时,政策经纪人便成为跳出僵局、推动变迁的重要力量和途径。通过透视过去若干年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过程,可以识别出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政策子系统中的一线行动者等三种政策经纪人角色,且每一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推动政策变迁的机制:权威决策者通过价值选择、决策规则确定、资源分配与利益整合等方式,发挥政治性调和作用;专家学者通过信息对称、知识解析以及因果关系推理等方式,发挥理论性调和作用;一线行动者通过现实状态揭示、现实行动逻辑解析以及现实效果预测等方式,发挥经验性调和作用。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变迁之维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两次体制变迁,一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另一次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两次体制变迁均带来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虽然在这两个阶段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过程和最终取向并不相同,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思路是共同的.因此无论是前一阶段的行政放权,还是后一时期的不断磨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历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以后我国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政治智慧.     

我国环境政策演变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从环境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上看,经历了局部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环境优先、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从环境政策工具上看,经历了从单一使用行政管制工具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并用阶段,再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公众参与工具综合运用阶段的演变过程.经济增长、经济社会转型和环境恶化三重压力逼迫中国环境政策在狭小的时空内艰难前行,政策学习、环境保护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是中国环境政策较快发展的特有动力.未来中国的环境政策要更加重视环境公平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渐进主义视阈中政策工具的选择

渐进主义分析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渐进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种试探性的解决,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渐进主义作为分析政策过程的方法,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同样适用,工具选择及应用也是渐进调试的过程。以渐进主义的视角看,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博弈基础上的活动,而政策目标的动态性以及政策学习能力促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路径。运用渐进主义视角的分析政策工具选择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策工具的性质,提高政策工具选择的满意度以及有利于政策工具本身地位的提升。     

我国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政策制定要以公共权力、公民权利、利益协调为核心要素,逐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模式.转型时期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部利益的冲突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困境.需要完善权力运行体制和决策机制.扩大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和促进有效的政策沟通.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不良政策为何持续: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公共政策有好坏之分,不良的政策为何会持续？在主流解释路径的基础上,新政治经济学从政治过程、官僚、利益集团、个体选民等方面,深入分析了不良政策持续的原因.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从客观上看,政策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受到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成本的约束.从主体上看,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影响着政策的好坏及其变迁,而其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会掉入“暂时性收益陷阱”.利益集团为维护和增加政策收益,会倾向于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通过寻租导致政策俘获,而政治市场中的个体选民,由于参与政策过程的成本太高,会倾向于选择对某种信仰或观念的偏好,形成“理性胡闹”.新政治经济学对不良政策持续的解释表明,推动不良政策变迁需要进行规则重塑,提高政策制定者的能力,提供激励机制防范政策俘获,推进政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现政策制定和执行现代化.     

论政策工具的公平属性

当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蕴涵了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倾向,这种倾向是公共政策公平属性的自然延伸。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内涵体现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过程公平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利公平是基础和前提。从有利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规范性政策工具、程序性政策工具和技术性政策工具等三种模式,每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保障了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实现。     

生存与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利益变迁与政策重构

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变迁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历程,经济环境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在政策环境中仍占主导地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全面推进,有必要对现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框架为视角,关注焦点转移至毕业生群体的利益诉求及其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上来,呼吁政策主体从劳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视角对现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