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与跨境安全治理的转型

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与边境地区安全的高度关联,使跨境安全治理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时空关系相对稳定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下,跨境安全治理从未面临严峻挑战,国家边境管控和边境地区一体化相结合的手段往往是较好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但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深入,传统地缘政治高度依赖的时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共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时间流动加速甚至"静止化",对传统的线性叙事和决策思维产生重大冲击;它还推动传统上静止的空间得以"流动",从而使地缘政治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间不确定性。正是这一崭新的时空联动关系,使地缘政治由传统的单一形态朝向复合形态发展,并对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思维和模式产生重大冲击;呼吁跨境安全治理朝攻守平衡、收放自如、松紧合理的方向转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次,中国都有重要潜力成为这一时代性转型的引领者。     

组织间不信任与替代性武装力量：拉美国家废除军队的政治逻辑

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关键指标，也是绝大多数主权国家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世界上仍存在少数主动废除军队的国家。引人关注的是，这类案例大多集中在拉美地区。对于这些拉美国家为何废除军队，既有研究主要从小国视角和军政关系视角出发，认为国家规模与国家安全之关联性和去军事化改革是基本逻辑依据。然而对拉美具体案例而言，这些理论范式的解释性仍存在一定欠缺。考察哥斯达黎加和海地案例可知，组织间不信任与替代性武装力量强弱是拉美特定国家废除军队的基本政治逻辑；获得可信的武装力量支持是新政权得以巩固的必要条件。当新政府与既有军队之间出现组织间不信任时，新政府便倾向于谋求用其他武装力量来替代既有军队。同时，替代性武装力量的强弱影响着政府的替代决策。若不存在可信的替代性武装力量，或只存在弱替代性武装力量，那么废除军队并建立或扶植一些原先较弱的武装组织便成为拉美国家政府强化武装力量控制的常见选择。     

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已发生了三次“革命”,广义来讲,这三次“革命”均属于“颜色革命”的范畴。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往往尚不具备其他“颜色革命”反对派发起政治动员的一系列“常见”条件(如发达的社交网络、强有力的政党、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而在相关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反对派依托何种力量实现高效的政治动员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为解答这一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成为本篇文章重点考察的因素。在三次“革命”中,这三类非正式政治力量帮助反对派实现了募集资金、召集支持者、获取舆论支持、削弱政府合法性、策反政府高层官员等一系列政治目标,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依托。运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得以在其他相关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短时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并最终达到了推翻现存政权的目的。     

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乌克兰政治转型三十年评析

国家形态是考察国家治理绩效、反映国家政治转型态势及评价政治转型质量的新视角.本文以国家形态发展为视角,分析"观念"如何影响经济转型模式,转型模式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模式形成,进而资本主义模式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结构.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本文梳理乌克兰独立30年国家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得出以下结论:转型观念影响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导致乌克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的必要外部条件;资本主义模式是影响国家形态的客观因素,寡头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并俘获了国家权力,形成了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到俘获型,最终到达"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政治精英是影响国家形态变化的主观因素,精英水平影响国家形态的塑造.     

网络政治:特性、挑战及其限度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以社交网络应用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是这一革命发展的最新阶段.这种影响表现为同步出现的集中——分散趋势,进而带来两个彼此关联的后果:在逻辑空间,出现了一个由物理设备支撑的全球网络空间作为新型政治,即网络政治酝酿、发展、蔓延的基础；而在现实世界,长久以来形成的权力结构,受信息技术发展以及各类行为体能力差异的影响,正发生着复杂而微妙的重构.2009年至2011年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诸多重大事件,背后都凸显了互联网发展、全球信息空间拓展、新媒体应用蔓延所带来的政治效应.虽然网络政治带来挑战的广度、深度、速度和力度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但网络政治的限度同样已经初步体现.这些案例也表明,应对网络政治挑战的能力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颜色革命"

本文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考察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发生"颜色革命"的结构性因素,将其纳入社会运动的分析范畴,视其为反权威主义政权的社会运动.在分析中,区分了导致"颜色革命"出现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上,采用的是结构分析方法,考察了这几个国家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在微观层次上,使用了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遇结构模式,提炼出构成"颜色革命"政治机遇结构的四个因素社会运动组织和团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这些国家传统的政治生态、社会运动者的动员策略和政府对"颜色革命"的反应以及外界势力的介入.     

"颜色革命"与俄罗斯传统安全的"窘境"

独联体中的三个主要国家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不仅将对独联体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冲击,而且将对俄罗斯的传统安全及其观念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俄罗斯的传统安全是基于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而建立起来的,它经常导致相关国家主权的丧失或者缺失."颜色革命"所导致的国家自主意识的增强和俄罗斯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将使俄罗斯的传统安全陷入"窘境"之中.     

非洲军事政变:老问题引发新关注

军事政变是非洲国家历史上广泛经历的一种政治现象。多哥政局由“政变”向“宪政”的转变以及赤道几内亚未遂军事政变背后的钱权交易表明:遏制非洲军事政变既有乐观前景,也面临巨大挑战。当前,外部势力对非洲丰富油气资源的觊觎已成为军事政变发生的一种新动因,非洲联盟以及西共体等非洲地区组织已成为遏制非洲军事政变的中坚力量。由于导致其发生的各种内、外部因素的长期存在,非洲军事政变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对非洲军事政变的遏制有赖于非洲国家民主体制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军队自身职能的转变,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蒙古国政治转型与新政府的走向

蒙古国政治与经济转型同步,这对处于民主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蒙古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对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对比分析

当代中国和剧变以后的中东欧国家同为转型国家,在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背倚着共同的出发点,即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但是二者在政治发展的启动背景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摆脱传统政治模式的方式,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和目标模式设定上截然不同,因此两种政治发展的实践效果差异也比较大,分别构成当今世界转型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治发展的不同图景。     

非洲之角政治转型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北大核心

非洲之角多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开启了整个地区的中长期转型。这一历史性转型同时在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展开:个人层次是顺应地区人口年轻化趋势的政治领导人代际更替;国家层次是顺应地区发展需求的从"安全第一"向"发展第一"的治理思维转型;体系层次是因应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变化而来的跨红海地缘政治回归。这一转型的推进充满不确定性,也蕴涵巨大的可塑性。鉴于地区内国家自身能力差距及其传统国际交流合作关系,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可望把握好该地区的可塑性并降低不确定性,推动其政治转型稳步走向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经济体系的学习与特征转移——若干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分析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经济改革中,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因其在速度与幅度方面的显著特性,尤其是伴随这一过程的急剧的政治变迁而成为不同经济体系学习与特征转移的典型案例。经济转型为这些国家带来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国家的作用、政治发展(民主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则是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带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启示。     

碳中和目标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探析

随着全球气候政治环境的变化，海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由“牵制者”转向“骑墙者”。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和选择性激励视角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演变是内生因素和外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其承受全球气候行动加速带来的压力、生态脆弱程度高、面临经济转型困境、国内减缓成本降低，以及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海湾国家气候治理势在必行。为此，阿联酋、沙特、巴林和阿曼等国相继宣布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增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研发推广碳捕集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结构性排放；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补偿碳排放。海湾国家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能源系统脱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环节，这将导致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减少，进而冲击海湾国家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海湾国家已开始为达到气候治理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付出努力，但因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     

拉美政治生态演变的新趋势、动因及影响

"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对拉美形成全方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近年来,拉美政治生态加速演变,呈现一系列新的发展动向和趋势:民众对既有政治秩序和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满增加,不信任危机蔓延,反建制和民粹主义情绪上升,新兴政治力量、边缘政治人物乃至少数政治"素人"趁势崛起,传统政党和政治人物影响力不断下滑,原有政治格局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新旧矛盾、朝野冲突、发展模式之争更加复杂激烈,尤其是左右之争在呈现左进右退的新动向同时,其长期对峙博弈的走势更加凸显。拉美政治生态变化背后,既有全球同频"共振"、负面效应传导的外因,更有自身新旧矛盾集中发酵、相互激荡的内因,而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无疑成为冲击地区发展的最大因素,加速了地区"乱""变"交织的进程。当前,地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地区困难局面短期难以改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拉美国家亟须加强民主治理,推动政党良性竞争,增强民众政治参与信心,尤其要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创造稳定发展环境,增加内生性发展动力,推动国家重回发展快车道。     

论分裂主义与国家承认

对国家承认问题的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界容易忽视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世界分裂主义的发展甚嚣尘上,围绕对分裂实体的国家承认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更为激烈,因此研究分裂主义与国际承认之间的关系便十分必要。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承认是指各国将某个政治行为体确认和接纳为新的主权国家。虽然国际法确认了国家承认的基本原则,但是各承认国主要基于自身的利益来考量对新成员特别是分裂实体的国家承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承认实践中的差异与纷争。正因如此,对面临分裂主义挑战的国家来说,在反分裂斗争中有必要制定和实施"反承认战略",以遏制分裂主义的图谋。当然,对于分裂主义应对而言,问题发展到"建国"的阶段其实已十分严峻,相关国家更应该注重这一阶段之前的治理工作,如遏制分裂势力的发展、寻求实现政治和解、防范外部势力的介入等。     

"颜色革命"与美俄角逐独联体

自2003年底到2005年以来,“颜色革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独联体地区延伸。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在“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中相继更迭。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继上个世纪和平演变并西化苏联和东欧后,对转型中的前苏联国家展开了新一轮的“民主”攻势,试图通过“再西化”进程分化独联体,孤立和遏制俄罗斯。遍地燃烧的“颜色革命”,加剧了美俄在独联体地区的争夺,加速了独联体走向分化。     

伊斯兰复兴：失去的20年

当代伊斯兰复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只是到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伊斯兰才开始成为影响地区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重大因素——作为世界现代史上宗教革命取得成功的惟一范例，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对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挑战，而且对一些中东和穆斯林国家的现行政治结构产生了冲击。……     

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政治转型研究

公民社会在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拉美政治左转的思想高地;天主教会仍是最能影响和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公民社会组织,其在历次政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在"还政于民"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土著人组织通过其政治参与使国家政权更具包容性,民主参与机制更为广泛,是拉美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之一;社会运动、妇女、学生等其他弱势群体也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推动者。此外,公民社会还包括个人和家庭等社会细胞,其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社会基础。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越南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社会组织角色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越南实行革新起,经济、政治和社会多个领域的变革以及诸如祖国阵线等机构的改革,为越南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社会组织成为沟通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的媒介,形成了有越南特色的国家社团主义结构模式。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越南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和基层两个层面上协助越南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开展工作,进而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互补性关系。一方面,社会组织成为国家和社会间信息流通的纽带;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同时,这种互补性关系受到组织身份和参与层次两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身份的社会组织在不同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参与程度。尽管这种互补性关系目前较为稳定,但也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与挑战,特别是个别民主化组织利用民族主义大做文章,为越南革新事业带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