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下被告人权利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辩诉交易的借鉴成为我国法学界以及司法部门越来越关心的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如何借鉴和适用辩诉交易。而辩诉交易的关键是控辩双方达成协议,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即被告人自认其罪。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问题,本文对辩诉交易下的被告人权利问题作了探讨。     

辩诉交易的法哲学思考

辩诉交易是理性的诉讼当事人即控辩双方基于较大的风险以及昂贵的诉讼成本发现进行交易符合他们的利益,进而达成一致,选择退出诉讼。从法哲学的视角研究辩诉交易的理论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建构

辩诉交易制度建立在控辩双方合意的基础上,有益于充分体现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我国在建构辩诉交易制度时,不但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司法实践。     

美国指控交易与我国特殊不起诉之比较及借鉴——以控方参与诉讼为视角

从辩诉交易发展史来看,指控交易始终伴随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兴起和发展。作为辩诉交易中重要的内容,指控交易广泛运用于美国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借鉴辩诉交易合理元素的基础上提出并完善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将该制度上升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也是对原有刑事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突破。认罪认罚制度中新增的特殊不起诉,与美国指控交易有些类似,可能对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产生结构性影响。特殊不起诉制度蕴含着控辩双方进行罪数协商的内容。现阶段我国存在协商成本过高等问题会影响检察机关对特殊不起诉的适用,需要依赖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提高控辩双方决策能力等配套机制的完善。     

移植国外辩诉交易制度适用新探

辩诉交易制度是发源于美国的一种快速结案诉讼制度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中的控辩量刑交易制度 ,可为我国法律移植与借鉴 ,但应严格程序规范以保障其实施的正确与尊严 ;其中的定罪辩诉交易制度 ,无论从诉讼公正抑或诉讼效率层面探究皆不能得到移植我国的适用的证据。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辩诉交易制度探析

辩诉交易制度的背景、实践以及诉讼主体行为均有其自身的特点。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辩诉交易制度能够提高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但却不能取代公平正义而成为诉讼的最高价值。同时，它与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诉讼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美英辩诉交易与诉讼价值振荡规律

美英辩诉交易制度的存在与发展是有条件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的辩护制度以及沉默权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条件.系统论与拉卡托斯的哲学观点为我们全面认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辩诉交易所反映的诉讼价值曲线在公正与效率形成的箱体中反复振荡.     

辩诉交易的历史溯源及现实分析

普通法的刑事司法经历了司法不鼓励自白、辩诉交易在实践中广泛开展并最终获得合法性地位的历史过程.当事人主义模糊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辩诉交易的盛行与对抗制诉讼的低效率、不可预测性等因素密切相关.美国的辩诉交易因其导致司法腐败而备受争议.在我国,由于并不存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压力,辩诉交易应当缓行.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     

袭警事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理念

近段时间，袭警问题频发，谈论袭警问题者也较多。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其实自从有了警察。袭警问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多数学者认为针对袭警问题需要设置严刑峻法，但鲜有人认识到公众的态度中有许多非理性的思维，即误区。认识袭警问题需从立法问题、常态与增量、应对理念等角度来予以澄清，避免认识误区，从而确立解决袭警问题的正确理念。     

评析《国家赔偿法》"缺陷"之缺陷

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国家赔偿法》有四大缺陷,所以产生了要将其修改的观点。本文认为,国家赔偿的范围窄是其特点决定的;赔偿标准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提高赔偿标准并不可取;我们找不到更优的赔偿程序;本来就不存在没有漏洞的赔偿费用支付方式。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时机并不成熟。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切入点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更为明确,但是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看法不一。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刑法》规制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范围,重新审视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方法,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的四个特征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其次厘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最后对司法解释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标准进行正确认识。     

“过失情节犯”之称谓确立及立法探究——以刑法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

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对于我国刑法分则第398条、第432条和明文规定情节犯存在过失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是立法的粗疏所致。并由此提出情节犯的主观罪过只包括故意。这种"过失情节犯"的立法具有合理性,是以重大法益为对象,基于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所做的功利选择。以刑法第398条所规定的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探讨"过失情节犯"的立法问题,并在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下对"过失情节犯"的罪刑加以限制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基于浙江省闾村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实证调研

在关于政治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发展出了＂工具说＂、＂发展说＂和＂结果说＂三种解释框架。虽然三种解释不尽相同,但学者普遍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尽管影响的因素、程度和范围存在不同。本文基于浙江省闾村实证调研,发现选举式的参与活动（参与投票、参与竞选活动、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均未能显著影响政治效能感和村民效能感。甚至在村民的投票行为与主观期望的结果相一致时（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亦未能发现其对效能感的显著影响。     

从蚁族透视公民的平等权与自由 权简

蚁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却在理论界遇冷。很多人学者认为蚁族是自身缺陷造成的，不是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公民的平等权与自由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导致现实中出现了太多的不平等和不自由，才是蚁族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蚁族属于第四大弱势群体，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来保障其平等与自由权。     

名人虚假广告民事责任

名人虚假广告是虚假广告现象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该现象的规治就显得比较困难。有学者认为名人因为不是广告合同的当事人而不应承担责任,这实际上违背了民法的诚信原则、欺诈理论,侵权理论等,也即,名人做虚假广告在一定情况下要承担责任。     

再论盗窃与抢夺——引入抢劫概念的探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盗窃与抢夺行为的界限在于行为的秘密性与否,但是由于这一界限在理论中与实践上遇到了各种挑战,因而备受争议。法学界有新观点借鉴德日刑法理论,认为两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的平和与否,引起学界争鸣。抢夺作为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罪名,单与盗窃罪进行比较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划清界限。不妨引入抢劫罪,借阐述三罪之间的区别,厘清盗窃与抢夺之界限。     

行政调解：内涵界定、法理基础和应然价值

相比于实践中行政调解的火热开展,行政调解在理论研究层面仍显不足。从各省市发布的有关行政调解规范性文件来看,各地对行政调解内涵仍不统一。理论上,由于受传统＂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之束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在我国不具有理论基础,且对行政调解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层面的特有应然价值探讨甚少。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行政调解的内涵、法理基础、应然价值进行反思和探讨,以弥补行政调解理论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