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意刑事侦查程序比较研究

刑事侦查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为中心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不同的国家在侦查程序的设置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往往体现的是这个国家在刑事诉讼中追求价值理念的不同。从侦查主体、侦查阶段、侦查终结以及侦查对人权保障几个方面系统地将中国与意大利的刑事侦查程序进行比较研究,借鉴意大利刑事侦查程序更为进步的规定,对我国刑事诉讼的改革具有推动作用。     

关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异议机制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有力措施，但同时它也最容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侵害。在当事人遭受强制措施的侵害之后，如何及时挽救被侵害人的权利，恢复当事人的利益、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权，是刑事诉讼制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采取强制措施者对强制措施提起异议的权利，特别是侦查阶段强制措施适用较少受到制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异议机制。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研究——以山东省为样本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是指上级机关通过指定程序进而改变原定侦查管辖的制度,它对于满足侦查需要,提升侦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制度存在效力层次较低、程序内容较为模糊、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产生重大威胁。对此,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的基本原则,细化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完善相关救济机制,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探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多方面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是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这突出表现为未从根本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聘请的律师或辩护人行使权利缺乏程序保障,强制措施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刑事辩护风险过大,等等。完善我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制度,应当确立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设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建立有效的侦查制约机制。     

司法和谐的制度之维——基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二元主体的解读

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时代的主题,和谐法制目标的实现便成为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人权保障则是刑事司法和谐的基石。从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角度,在和谐语境下解读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保障问题,发现制度的建构尤为必要,特别是按照刑事诉讼活动的逻辑顺序,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国家补偿制度和刑事调解制度在各自所处的诉讼阶段尤为重要。     

隐匿身份侦查的制度优化

隐匿身份侦查作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一种,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隐匿身份侦查制度与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不仅要实现其作为"工具主义"打击犯罪的功能,而且基于程序正当主义,也要实现其作为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保障人权的内在价值目标。然而,犯罪打击与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又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冲突,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衡平,是摆在世界各国立法者、司法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基于此,在构建我国的隐匿身份侦查制度的过程中,应坚持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对公民权利进行保障两个维度,通过合理的制度优化,使得隐匿身份侦查既能充分发挥犯罪打击效能的最大化,又能不断推进人权保障目标向纵深发展,使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现场指认及其立法规制

现场指认作为侦查机关经常采用的侦查行为,虽与讯问犯罪嫌疑人、现场勘查、侦查实验、辨认有一定联系,但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侦查行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现场指认存在一定问题: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违反侦查秘密原则,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导致犯罪嫌疑人脱逃。为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和规范侦查权力,有必要通过立法规制现场指认,具体包括:立法应明确规定现场指认,明确现场指认需遵循的原则,确立现场指认的具体程序。     

浅谈我国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现阶段中国刑事法中,作为程序公正应有之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很有必要。我国侦查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收集证据等一系列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以保护被告人权利为主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一定因果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和重视公民人权的主流趋势的。     

信息化侦查中的程序控制与公民信息权保障

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冲突在刑侦领域尤为凸显。信息社会刑侦部门对信息资源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刑侦信息化在有效侦破案件的同时也会带来侵犯公民权利的风险。以网上立案程序实现侦查程序的控制并通过对侦查机关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制度的规范,达到保障公民的信息权利乃至人权的终极目的。     

谈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保障之缺陷

虽然人权保障已日益成为世界和我国当前普遍认同的一种法律价值。但是反思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被告人权利保障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侦查羁押期间权利保障措施阙如、侦查程序终结缺期间限制、法律援助不到位、技术侦查缺乏法律规定、刑讯逼供禁而不绝等。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