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研究

居民自治是有效实施社区治理的基础。分析1794例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影响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动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治实际控制感,然后依次为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有效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动力的途径主要包括: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政治效能感;实现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夯实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基础动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借助家庭、学校和职场实践三方合力,塑造良好人格品质;实施积极的社会说服,弘扬社区自治精神。     

新型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市品苑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为例

对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怎样的社区治理机制适合新型社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社区体制有利于突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环境？本文便带着这些疑问对如何破解新型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社区治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个案研究表明以社区自治的方式治理新型社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生命力。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在解决社区纠纷、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目前条件下实现社区大自治治理的现实路径和过渡环节。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必须从新型社区的特征、社区成员的特点,以及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来入手。只有符合新型社区需求的治理模式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只有新的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才能持久。     

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区自治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显,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必须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而要加强社区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社区自治。社区自治是治理理念在社区领域的实践,达到治理的境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二者在范围上相互衔接,在目标上指向一致。     

论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和谐运作: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典型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基于自觉的基础上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依据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理论,业主自治在动机、组织、制度、知识4个维度上较之于居民自治更符合自主治理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在社区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即从合作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社区的真正自治。     

社区管理研究综述

社区管理是我国新时期探索实现基层公共管理和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目前理论界关于社区管理的研究概貌作一次“立体扫描” ,可以更好地理顺政府、市场、社区“三大板块”之间的关系。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

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目标大致可以整合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社区建设、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结构.与上述三种目标模式相比,"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从"社区"概念的本义出发,从社区内部共同生活发育和发展的视角来定义社区发展目标,以期改变"社区建设"模式中的"国家中心"痕迹和"社区自治"模式中对"免于他者控制"的过分强调,同时由于它把重点放在"生活"上,因此能够避免"治理结构"模式中由于过分关注结构和制度创新而使发展陷入"内卷化"的可能性,也更具赢得社区居民认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可能性.     

健全社区中介组织--构建和谐社区的亟待选择

构建和谐社区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体现了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和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依靠社会力量是加强和谐社区建设的根本.社区中介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促进社区居民自治、深化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凝聚力等特殊作用,健全、完善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的是实现和谐社区建设目标和方向的必然选择.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社区自治与社区警务拓展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导向,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最直接体现。社区自治的深化发展,既为社区警务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社区警务的拓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社区自治的发展,不断拓展社区警务。     

政府主导的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泗泾新凯社区为例

大型居住社区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新型社区,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该类型社区的迁入居民脱离了原有的组织体系,融入新构建的组织体系中,如何实现社区居民融合,促进社区自我治理都是大型居住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这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治理多元机制,在社区治理角色、治理方式、治理功能等方面实现职能的调整与转变。     

论危机管理的社区机制

社区是社会危机管理的基石,构建完善的危机管理社区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危机管理社区机制的构建应在公共治理理论的指导下,遵循责任共担、公众参与、重心下移、快速反应、全面的危机管理、遵循法制和特别注重农村社区危机管理等新理念,并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推行制度创新,构建社区完善的自治机制,化解社会矛盾于基层;二是强化社区危机的常态管理,构建社区危机管理的预警、救灾和重建机制。     

构建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三种社工模式比较研究

作为欧美国家的一个专业职业,社会工作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是嵌入在已有的本土行政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并受其形塑。通过比较同一社区中三类社工嵌入模式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不同结果,发现这三类嵌入模式在自主性、专业性、社会性方面各有优劣,构成了社区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如果三类社工能够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则可以实现多元社区善治;然而目前之所以出现行政化依附等现象,恰是因为三类社工的地位不平等,以及无法在服务理念、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目标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可以从平衡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的角度改善政策,以达到去行政化的效果。     

维护城市社区稳定 不断完善社区治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首要目标选择,而制约我国城市社区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社区行政性自治模式。在城市社区管理中,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行政权与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社区自治权具有对立性与冲突性。社区自治权与行政权在实践中的激烈博弈行为导致城市社区管理失序,各类不稳定因素随即产生。构建有利于行政权与自治权良性互动的行政组织体制、运行规则、权责关系、社区自治基础,是推动城市社区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源于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的需要,是国际准则与国内立法的具体要求,也是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的考量。美、英、日等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对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分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     

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历史追溯与理论透析

农村社区是在自然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承载原有乡村的地域和社会属性;它也被赋予时代的烙印,是市场属性折射出来的社区社会化。通过追溯梳理我国乡村发展的历程,说明不同阶段社区的特点,并从理论上透析我国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是趋向于理性和法治,要求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互动关系,走向一种合作网络治理模式。     

城市安置社区的吸附性治理及其治理成效——基于苏州市GT社区的田野经验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扩张,安置社区大量涌现,安置社区治理已成为时代课题。调研发现,城市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吸附性特征。地方政府以吸纳社区精英的方式建立起结构性的递进式层级治理体系,包括社区居委会以行政化和职业化为导向的正式吸纳、社区非正式组织的半正式吸纳、以激活社区居民参与为手段的非正式吸纳。在此机制下,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出治理重心下沉和政府兜底的治理取向,建立起了多元共治的快速回应机制和情法分流的二元融合机制,实现了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

在社区的建设与治理中,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融入,是充分发挥出社区治理“为人民服务”功能的重要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针对性要求后,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更应当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科学的规划与分析寻求具有创新性和有效性的社区治理路径。城市社区治理应从社区角色定位的科学统筹、提升社区服务人性化程度、提升社区职业水平层次、构建全面的社区激励机制四个方面入手,为其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支持,切实发挥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思想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