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与法律意识

针对沉默权立法论争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自由意识与法律意志这对命题，有益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立法实践。     

论意志的根据——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中的意志追问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论点:恶起源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它构筑了传统神正论的基础.在卷二中,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存在证明,其中,意志概念处于核心地位.人虽然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背离了上帝,从而犯下原罪,但这并没有损害意志的优先地位,意志具有本源优先性;自由是对真理的服从;一切善(包括意志)来源于上帝;意志之前无存在.这是奥古斯丁从自由决断出发对意志进行的一种存在论追问,论证了意志之为意志(意志之所是)的根据.     

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意志自由的比较与价值考量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交际策略的比较,分析不同文化之间及不同伦理观之间的意志自由的差别,说明自由人、道德人及正义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西方文化中的意志自由观在东方语境下的启示,探讨跨文化伦理中的意志自由的价值考量,即中国人要学会正确认识意志自由,从根本上认同道德规范,建立完善的个体人格,以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反之社会要实现意志自由,也要反作用于创造和谐社会的行为主体。     

自由意志与刑事责任——由贝卡利亚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所致之沉思

贝卡利亚作为早期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为回答该问题,可通过考察反对者提出的理由,并分析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相容论与不相容论,再借助法式反例对于负道义责任是否需要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由此得出贝卡利亚不支持自由意志论的观点的理由不够充分,相反,认为贝卡利亚所述之环境制约因素建立在其承认自由意志对于承担刑事责任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则是更为妥适的。     

自由与意愿：道德行为的前提

行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为意愿是一个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通常来说,行为主体的意志自由,就是意志摆脱经验领域的外力,进行自我立法、自我主宰。意志自由外在体现就是行为意愿,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为。出于意愿的行为不是出于偶性,而是行为主体自主地运用自己的意志慎重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意志自由是行为意愿的内在理由,而行为主体的意愿是为自身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的逻辑依据。     

犯罪对策与刑罚措施－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出发

犯罪人的意志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社会现实条件所制约的,因此,必须在认清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犯罪对策与刑罚措施。     

理性但不自由的良善意志——康德良善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康德穿越了是与应当、认知与欲求的界限,强调人是目的的良善意志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却不包含任何感性因素。结果在积极彰显不坑害人的素朴伦理常识的同时,不仅掏空了良善意志得以存在的事实性基础,而且也扭曲了其设定底线的规范性功能。最终在反讽性的自败悖论中,将这种自由意志变成了只服从必然义务,却难以从心所欲,因此也缺乏自由的抽象逻辑法则。     

行政指导行为的自由意志理念研究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相关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事实行为。它的出现以及它在市场经济国家高频率的作用，使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受到了新的挑战。在行政指导行为中，行政目的的实现是需要行政相对人的配合方能达到的。基于此，本文引入自由意志理念，从行政指导自由意志理念的确立之因和这一理念在行政指导过程中的具体适用两个方面予以论述和研究，以期为这一颇具人文精神的行政行为树立一种理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自由意志的假设与良知的呈现——康德与牟宗三的一点歧异

康德局限于经验知识之中,将自由意志看作假设,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他对道德的考察只是逻辑思辨地考察。牟宗三引进德性知识,断言良知的呈现,坚持认为人有智的直觉,能够认识到自由意志,对道德的考察应是体证式的考察。康德看重先验的道德法则,贬低经验性的情感,而牟宗三立足于良知的活动性原则,从应然与实然统一的角度,借助于儒家的道德“工夫”论肯定了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康德在解决至善问题时设定了上帝的存在,牟宗三则借助于无限自由心（良知）,强调德性与幸福的“诡谲的相即”,解决了圆善问题。     

对情感因素在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续一）

着眼于形成之际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渊源,以情感因素在其中的缺失成因分析为主线,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自由意志罪过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理论得失的历史成因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能为正确认识自由意志罪过理论开启新窗口,并为进一步探究其它罪过理论形态的历史成因开辟新道路。     

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

康德的法权哲学思路是和他的三个《批判》所述一致的,“科学知识”要发现“自然(关系)”中的“必然性”,而“法权学”则是要在“人”的“关系”中发现“必然性”,也就是关于“法权”的“先天综合”何以可能的问题.“法权”问题又和《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论述的“自由”密切相关.“自由”的“限制”“关系”就《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道德”来说,“根据”在于一个“形式”的“应该”,而就现实的“国家-法律”来说,则是“自由者”之间的“法权”关系.“法权”“本体的所有”既“悬搁”又“范导”“现象的所有”.“自由者”在“人格-格位”“平等”基础上“限制”着各自的自由,由此而形成的“共同体”乃是“自由的共在”.     

刑法中法律拟制应遵循的特定立法程序

由于法律拟制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威胁”而较难被社会公众所认同,因而为了应对和防范这种“威胁”并加强其被认同感,应当在一般刑法条款的立法程序之外再设置一些特定立法程序来规范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或法律拟制条款的设置;1.设置包括立法听证会和立法论证会在内的特定的公众参与程序;2.设置法律拟制的立法说明程序;3.设置法律拟制的审查、解释及废止程序.     

国外经验背景下我国劳动者职业安全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越来越严重的职业安全问题。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权是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强调,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的保护应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继续完善现有立法,尽早建立独立的职业安全法律体系,把现有的法律法规系统化;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处罚机制;针对目前职业安全卫生监察立法和执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加强劳动监察。     

刑事裁判解释的规范化和具体化解析

规范化解释和具体化解释是我国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两种方法,其中又以规范化解释为重点。规范化解释具有概括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征。规范化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目的都存在一定的冲突。规范化解释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消除自由裁量权,更无法消除司法腐败。规范化解释可以规范一定的司法行为,但会严重影响法官审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具体化解释符合刑事审判的特征,有利于厘清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界限,是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最佳选择。     

论法律行为理论中的纷争

文章通过制度比较与语义分析,在考查德国民法制定时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法律行为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予以澄清,文章指出：＂合法性＂的争议,毋宁是源自对产生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德国社会思想背景的陌生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而独断地认为法律行为仅为民法的部门法范畴,则是对＂意志自由＂＂、私法自治＂理念的误读与滥用所致;而意志自由与物权行为之间更是存在难以消弭的张力。     

人,一种追求意义的存在——弗兰克尔意义疗法述评

弗兰克尔意义疗法强调生活是有意义的;人有追求意义的意志;人有行使意义意志的自由。当这种追求意义的意志受到挫折时,有可能导致某种神经官能症。意义治疗就是要通过引导病人发现生活的意义达到治疗的目的。矛盾意向和去反思是意义治疗常用的技术。     

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

西方法律传统是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没有基督教信仰就不会有西方法律信仰。而在缺失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凭借什么铸就人们对法律信仰的精神理念?选择什么路径完成人们从法律到信仰的精神朝圣之旅?本文认为,“权利”是从法律到信仰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从宗教信仰到法律信仰最根本的因子就是“权利”;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权利的法律即非良法;“权利”能够成为中国法律信仰的因子;没有权利信仰,就不会有法律信仰。     

民事速裁程序基础理论研究

民事速裁程序是我国在近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为缓解人少案多的矛盾所推出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速裁程序的推行不仅能有效缓解法院办案压力,还对彻底解决民事纠纷有重要作用。因此,速裁程序有待于从基本内涵、历史沿革、法理基础以及与其他相关程序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以此为我国速裁程序的立法设计和司法操作的完善奠定基础。     

试论香港基本法对我国当代法制的影响

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使得中国当代法制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有了新发展,具体表现在立法制度、法律渊源体系、法律体系、司法体制、法律适用制度以及法律解释制度等方面。基本法实施带来的影响不能简单加以衡量。两地应互相包容与理解,以弥合彼此之间的距离,求同存异,给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提供前行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完善我国当代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