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心证的合理运用与保障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仅指法官对判断案件证据的内心确信过程,而对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观心理活动,法学界却没有给予其如同对法官自由心证那样的关注。事实上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官同样有依靠证据内心确信的过程,文章对检察官合理运用自由心证作了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检察官自由心证保障机制的完善措施。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浅论刑事证据证明力评价规则

刑事证据证明力的评价奉行自由心证原则,主要依靠的是认定者的经验和逻辑判断,但并非完全不受制约,设置证据证明力评价规定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因此,有必要设置刑事证据证明力评价的相关规则,即相关性规则、口供补强规则和文书、询问笔录证明力评价规则。     

论心证公开的几个基本问题

心证公开的导入 ,把传统自由心证改造成为在发现真实与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这两者之间能够找到平衡点的现代自由心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原则 ,并规定了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已具备了现代自由心证的雏形。     

论我国刑事证明体系中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作为我国刑事证明体系的重要内容,要求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是较高的证明标准,由此认定的法律事实更为接近客观真实,有利于防止错案发生。但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规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取证难度,限制了司法官主观能力的发挥,还浪费司法资源,甚至放纵犯罪。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条件下,在刑事证明过程中还是应当坚持印证的标准,适当引入自由心证内容,允许一定程度上的经验与逻辑规则的适用。     

心证自由的层次性分析及其客观化制约

心证自由有两个层次 ,即狭义上的心证自由和广义上的心证自由。自由心证制度将会受到更多制约是大势所趋。其主要受心证主体客观条件、诉讼程序内在规律、证据法律规则、经验和逻辑规则、心证公开制度的制约。要使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走向理性化、规范化必须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和错案追究制 ,推动我国现有诉讼模式尽快向当事人主义过渡 ,并切实保障心证过程公开化     

自由心证评析

自由心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否定了法定证据制度,即它向世人宣告:证据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人的认识也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心证的真正含义是以心为证,即把法官的内心确信视为证据。这就把证据、真实、证明标准均主观化了。自由心证把法官的心证真实看作证明标准,进而衍生出盖然性标准,则更不科学。自由心证价值的实现是不彻底的。自由心证容忍法律对证据能力的调整和制约、容忍形式证据规则排除证据、容忍证据问题全盘法律化,从而形成了新的、潜在的现代法定证据制度。这就是自由心证价值实现的不彻底性。     

民事诉讼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系证据能力的范畴,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规则向来持宽松态度,原则上并不存在对证据能力的限制。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在总则中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并在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比之下,同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并未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多次明文规定关于非法证据的判断问题。非法证据必然得排除在民事诉讼中显然不通,是否排除仍属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     

自由心证司法适用之探讨——兼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理解

司法实践中，自由心证已经成为我国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一种制度。但是，应如何确定合乎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心证规则，克服据判断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和防止恣意裁判，本文从自由心证的法理基础和法律特征，探讨并提出了我国法官适用自由心证原则之构建。     

毒品犯罪中的情况证据运用研究

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情况证据是指司法人员根据某些已有事实或情况,基于常识或经验合理地推论出毒品犯罪待证事实的证据.与常见的间接证据形式有所不同,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情况证据有内部微相和外部环境两种表现形式,需要借助经验和逻辑法则进行识别、运用.可通过法定证据形式的转化、允许阻断推论以及综合审查规则实现情况证据在毒品犯罪中的规范...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论鉴定结论的认证

鉴定结论是法定的诉讼证据种类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往往发挥着关键性的证明作用。然而,鉴定结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并影响了该类证据的可靠性。因此,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在对证据的认证上,证据资格问题应制定详细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实行法定主义;证明效力问题应给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因鉴定结论本身固有的特殊性,在认证规则上亦有所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探微

现代社会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了效率的要求和实现个案的正义,必须对之进行规范,其中司法控制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本文从对国外司法控制模式的研究出发,结合我国的现状,探寻适合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途径。     

诉讼证据认定标准之我见——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关系谈起

在司法实践中,以“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作为认定证据的标准,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实践中许多法官把“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这不符合司法的基本原理。用“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不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及时地审结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防止错案的发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量刑程序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量刑阶段法官自由裁量权是直接影响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状态的一项司法权力。由于法律的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原因,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宽,幅度过大。同时立法水平的限制,现行法律缺乏一个统一、详尽、具体的量刑标准,从而有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然而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只有从加强司法解释,确立统一量刑规则,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建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等方面予以适当规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量刑公正提供保障。     

论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与任务

证据法是独立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范畴,界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需要协调证据法与实体法、诉讼法的关系,要在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寻求平衡。将证据实体规则作为民事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证明标准以及证明责任的有关规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基本任务是在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的基础之上保障诉讼效率并协调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价值冲突。     

论判例制度的生成要素

判例制度是由个案中导出法律规则,再将这些规则适用于个别的案件,规则的产生是个别的,这就赋予了法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为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判例必须是遵循严格的程序和具备一定的要素才能得以形成.考察两大法系国家的判例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中国判例制度应该包括:司法独立、完善的审级制度、高素质的法官、法官享有司法解释权、论证充分的判决书和得到及时整理和汇编的判例等方面生成要素.     

驱逐出境司法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 ,外国人在华犯罪的案件也日益增多。对犯罪的外国人应当适用驱逐出境。本文结合司法实践 ,就驱逐出境的性质、驱逐出境司法裁量、驱逐出境执行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和扩大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既有其必要性,也有被滥用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法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主要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