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分析对象

本文以区域价值链为视角,分析研究了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在全球与欧洲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角色,包括其进出口产业结构和行业价值链特征。通过研究发现,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构建是中东欧四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前提,中东欧四国既有的产业配套基础、开放的市场与适度的劳动力技能,是其融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充分条件,中东欧四国搭载与融入德国产业链推动了经济转型的成功。关于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东欧四国通过制造业产业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实体经济与中高端制造作为国家经济"压舱石"的重要性,而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研发和创新维护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能力,成为中东欧四国继续转型与发展的新问题。     

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欧盟贸易政策的张力及其表现

"规范"和"市场"的讨论是贯穿欧洲一体化发展历史的热点议题。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欧盟贸易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在特定阶段被欧盟与成员国、欧盟与多边体系的权力博弈等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所掩盖。在后危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的贸易决策能力大大提高,通过自由贸易区(FTAs)谈判实现对WTO的制度性替代,其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原本被边缘化的"规范-市场"张力再次凸显出来。2015年欧盟贸易新战略强调"价值观导向",标志着欧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属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欧洲经济危机逐渐平息、政治社会危机越来越深的背景下,欧盟虽仍强调其贸易政策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的新变化,但具体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需求,显示出更大的"规范-市场"张力。当前,欧盟对"规范-市场"张力持乐观态度。未来,其张力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使欧盟对外贸易战略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同时致力于规范性权力的扩展。鉴于规范性议题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应同时聚焦中欧贸易谈判中的规范性议题和经济性议题,管控贸易摩擦,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推进中欧国际贸易合作。     

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欧盟国家1990年至2018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欧盟总体、成员国以及欧盟典型贸易国的行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欧盟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参与度得到提升,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对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值最大。此外,制造业是各个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但是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禀赋是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决定因素。     

“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的形势,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希望增强欧盟的主体性和领导力,为此要持续推进"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建设,将其作为新一届欧委会的施政重心之一。"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想源于对"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与阐发,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观点和"干预主义"模式;具体内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涵盖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战略安全和经济外交等领域;政策抓手是"战略性价值链"。欧盟新领导层的这一构想凸显出地缘战略的"大局观"和"对外竞争力焦虑",蕴含了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中美欧三边竞争的变局以及欧洲工商界利益集团诉求的战略考量,同时也将面临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速度与欧盟权力的构建深度之间的两难困境。"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建将会强化欧盟对华负面态度,推动其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进而加剧中欧双边竞争。     

试析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的表现——兼议德国模式的作用及其前景

以信奉"社会市场经济"著称的德国在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合自身发展的特征和模式,为其经济、社会的相对平稳健康运行构筑了良好的框架条件,这在2009-2013年的欧债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德国因之在欧盟成员国中呈现出经济"一枝独秀"、社会相对平稳的良好局面。本文将探讨其背后支撑德国发展模式的原因,以及德国模式在经过此次危机后的发展前景。     

欧盟的全球政治角色:目标与限制

在扮演全球政治角色时,欧盟期望通过展现其规范性权力,利用制度与规范来影响其他国家,进而建构一个符合欧盟价值体系的世界观。对此,欧洲理事会曾发表欧洲安全战略相关文件,并强调国际合作、多边主义、睦邻与良治等观念。欧盟虽有市场经济规模与规范性权力,但其全球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受到限制,其原因在于:第一,欧盟虽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政治体,但仍带有民族国家色彩,因而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第二,欧盟缺少贯彻目标所需要的硬权力;第三,欧盟各国近年自顾不暇,作为"普世价值"榜样的条件逐渐减弱;第四,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力。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追求"法国领导的欧洲"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欧债危机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欧洲经济治理领域和外交安全政策领域权力结构的分化。面对一个失衡的欧洲,萨科齐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路径: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展现强势的领导和进攻性,在经济治理和危机应对领域与德国共同领导并展现出妥协性。危机使得"法德轴心"再次成为欧洲事务的领导核心,但却呈现出"法国主张、德国内核"的特征。法国大选和左派的上台为再平衡提供了契机,奥朗德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了新的路径:通过内部和外部制衡来平衡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势,追求一个更加平衡的欧盟。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基于长周期的国家竞争力变化。而在大国竞争与博弈明显加剧的今天,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和手段的回归与使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政策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干预性介入和强力性重构,其中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最为显著和直接。纵观美国产业政策的周期性起伏和变化,其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意图十分明显。当下美国透过全球价值链实施针对性明显的产业政策,既是出于对自身产业结构能力提升的需要,同时又体现为美国对全球价值链权力的维护与竞逐。鉴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结果,将损毁全球价值链既有的高效分工和阻碍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畅通,进而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二元结构”的出现,并带动全球价值链向国家战略价值链进行模式转化。     

全球价值链调整下的东盟制造业发展

在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纷纷开启再工业化道路,全球价值链进入调整期。在此背景下,运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解方法量化分析,可以发现东盟制造业呈现"势增、位低、分化"的发展特点和"单一低端化、区外化、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同时,随着东盟制造业网络向东亚和东南亚集中,其内外发展动力均出现显著变迁,即外部动力从"美日"转向"中韩",内部动力从"新马"转向"泰越"。总体上,全球价值链调整对东盟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弊大于利",不仅导致东盟制造业趋向低端化、边缘化方向,而且给"东盟凝聚力"乃至"东盟方式"带来了负面效应。为此,东盟应当重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抓住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在RCEP框架内推动区域价值链的共建和重构,力争摆脱"低端锁定"的命运,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

本文对权力转移理论加以扩展,区分实力与政治权力,并探讨了全球层级体系和区域层级体系并存的情形。借助这一扩展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实力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日对东亚政治权力格局态度的变迁,以及前两项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稳定的影响,并讨论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对日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日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利于东亚稳定,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层级体系的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本文指出,中国在全面推进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时,不应在日本"入常"、领土主权等争议上轻易妥协,而应承担起东亚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尽可能避免在美国的认知中成为挑战者。     

2019年《欧洲研究》值得关注文章

经过本刊评审专家组成员投票表决,《欧洲研究》评出下列五篇为2019年度值得关注文章。本着继续推动欧洲学科领域学术评论发展的初衷,请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欧洲研究》并提出宝贵建议。1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2019年第2期。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欧盟与区域间主义:区域效用与全球意义

区域间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而欧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领跑者角色。欧盟区域间主义以综合性、多元性、契约性、条件性等核心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欧盟模式。它不仅通过规范扩散、认同强化、利益共享和制度建设给欧盟自身发展带来了重要区域效用,而且通过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新型南北关系的探索和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及多区域主义全球新秩序建设进程的推动,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

欧债危机是从一些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中折射的欧盟一体化危机,由于发生在欧洲衰落的时代背景下,其溢出效应被放大.从本质上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欧洲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国际比较优势下降造成的,是其生产方式无法维继民众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反映出欧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恶果,而欧元区及欧盟机制又妨碍了问题的解决.从现实表现看,欧债危机不仅对欧元区经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格局走向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加大了德国和欧元区其他成员的矛盾、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的矛盾、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元区与世界经济的矛盾,使欧盟未来数年内不得不忙于内部事务而非热衷于全球治理,倾向于走务实的地缘经济而非价值观路线,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硬、软实力.然而,欧盟正借助危机加速推进一体化,其成效将舒缓、但并不能化解欧盟的战略颓势,由此增添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联系权力:欧盟的权力性质及其权力战略

本文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范式有关欧盟权力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在此基础上,对欧盟权力性质进行了新的解读,强调欧盟并不是一个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后现代行为体,而是通过将政治、经济、规范性的实力资源组合起来使用的"联系权力",形成了一种"联系性力量"。欧盟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联系战略,尝试克服内部决策分散化和军事力量不足的先天缺陷,在对外谈判中策略性地将非军事力量转化为各领域的权力优势。在应对传统地缘政治挑战时,欧盟大量运用了"从财富到权力"、"从低级政治到高级政治"、"从规范到权力"的实力资源转换战略,以非军事领域的实力资源满足军事安全领域的权力需求,正走着一条不同于传统军事强权的权力政治之路。针对欧盟别具一格的"联系性权力",中国宜重视并逐步适应欧盟的联系权力,形成对欧盟全面协调的谈判战略。     

“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

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及地缘政治危机对地区性天然气市场及权力结构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天然气商品与地缘政治双重属性的俄欧能源关系分析框架,将"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作为市场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变量纳入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与权力结构演变的动态分析。就市场层面而言,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正在影响欧洲天然气供给格局的演变,而"乌克兰危机"后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政治意愿成为促使欧洲天然气需求格局转变的强烈动机。就地缘政治层面而言,"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的传统能源权力产生了冲击效应,进而使俄欧能源博弈能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欧洲传统市场结构下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三元博弈被转变成新市场结构下传统区内生产国、潜在区外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多元博弈。"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双重冲击下的俄罗斯能源战略重心东移将对中国能源安全及未来亚洲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水平与结构差异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测算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程度,有利于精准衡量贸易利益与彼此国际分工地位。本文基于Wang et al.(2013)总贸易核算法(WWZ),结合WIOD 1995～2014年投入产出数据,从总体与行业层面对中欧制成品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结构差异进行动态比较。研究表明:入世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水平总体提高,其中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降低,且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与中间品垂直专业化指数(VSS)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论文从增加进口欧盟中间品,并加强与欧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整合等视角给出对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