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普生，为何把战略重心放在中国

<正>上海创新中心是益普生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益普生目前已经有逾十个临床试验在中国展开。四月江南，从益普生位于上海人民广场的办公室阳台望出去，人民公园里草长莺飞、绿意盎然。不过，益普生的员工在这个春天几乎无暇观赏风景，因为公司新药在中国市场上得到加速获批，拿到获批文件的时间比此前预想的要早，大家手上的工作也需要“加速”完成。     

莫言,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苦涩批判(英文)

"莫言"的中文意思是"不说话",但实际上他的小说具有比一般讲故事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他的小说《酒国》以一种多视角的形式展现象征意义上的现实,让读者能够多视角地去解读中国的社会现实。     

索布尔在中国

在阿尔贝·索布尔教授不幸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应邀于1981年8月21月至9月30日来我国作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渴望他能来讲学;他也一直非常向往中国。当一切计划都已确定,突然在2月初他的心脏病发作,我们十分担心他不能成行。3月1日,他写信给我说:“虽然2月初有些并发症,我的健康已有所好转;我仍在尼姆老家休养(姐     

安东兰·阿尔托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安东兰·阿尔托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的一代怪才。他留下了丰厚的文稿——二十六卷文集，然而迄今为止仅只有一部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重影》被译成中文。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对阿尔托戏剧论文集的翻译研究活动，分析我国对阿尔托戏剧论文集中几个关键词的不同翻译所传递出我国对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的不同接受。     

克罗代尔戏剧中的中国

写于１９０５年的《正午的分界》对作为背景的中国做了一种极富象征性的描述，其参照系是一座监狱。《正午的分界》讲三男一女四个欧洲人在当时中国的感情生活。梅萨爱上了有夫之妇漪瑟，两人默认让漪瑟的丈夫去从事冒险买卖。在中国义民的一次暴动中，梅萨与漪瑟等西洋侨民被围困，危在旦夕。面对死亡，两情人才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在明澈的月光下，他们归人到天主的怀抱。诚如克洛代尔所言，剧的主题“是罪孽。见善而行恶，世上再无比这更大的不幸”。克洛代尔在其诗文、戏剧中确实借鉴了许多中国的题材、故事、形象，并把它们有机地化入了作品的情景中；但他更多地还是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放在一起比较，他的诗人气质和博学知识允许他做到这一点。克洛代尔寻求中华文化（甚至还有日本文化，因此可以说东方文化）的精华之目的，是探求艺术创作上东西文化的共同点，或广义上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共性。     

深切怀念金荣国先生

金荣国先生走了，走得这么仓促，这么突然。去冬金先生不辞辛劳率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代表团来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共同举行第八届中韩论坛，并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讲话。看到他精神焕发，侃侃而谈，热情不减当年，大家都为他老当益壮而感到高兴，我们还相约今年有机会在韩国再次相会。谁也没有料到今春噩耗传来，金先生竟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去年一别，竟成永诀。金荣国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热心地推进中韩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真诚的朋友，与他有过交往的许多中国学者无不感到悲痛，深切怀念他为建立两国学术界的友谊而作的…     

海涅的中国情结

今年我们纪念海涅的215岁诞辰,回顾诗人海涅和中国关系的发展.海涅青年时代的抒情诗中有印度,没有中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后,海涅反对德国的封建势力,斗争锋芒也指向资本主义.中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封建帝国,被他用来讽刺浪漫派诗人和普鲁士国王.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海涅从一开始便把同情心倾注在中国人一边,而对“红毛生番”痛加挞伐.这些充分表现在他通讯报道的汇编《卢苔齐娅》和他最后的著作《自白》里,足证海涅此时已对中国怀有深情.我们纪念海涅的诞辰,也缅怀中国人民的这位朋友.     

金石声:中国摄影与上海摩登

面对他留下来的珍贵影像,我们不得不睁大眼睛,再次打量中国整个社会在转型关头的表情,也不得不再次重审自己的记忆和灵魂。"光影惊沧——金石声摄影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幕了。金石声在中国摄影史上是绕不过去的人物,是一个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更是摄影界仰之弥高的老前辈。面对他留下来的珍贵影像,我们不得不睁大眼睛,再次打量中国整...     

“诺依曼中文典籍”的历史与价值

德国19世纪汉学家诺依曼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贡献。诺依曼在1830年至1831年间完成了一次中国之行,他在广州购得约6000册中文图书,成功地将这批图书运回德国,并加以妥善保存至今。本文以＂诺依曼中文典籍＂为核心,简述诺依曼生平,详述这批图书在广州采购与在德国图书馆收藏的历史,讨论这批图书所涵盖学术领域及其在当时与如今的价值,为我国学者对这批海外中文文献展开进一步研究做基础的梳理。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中国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总统从他的外交理念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又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中国大国地位的思想;但罗斯福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他的蒋介石观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虽然比较客观,但意识形态的隔阂使他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承认和支持.罗斯福的中国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巴特和中国

罗兰·巴特于1974年到中国访问过三周,回国后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中国怎么回事?》,对中国和欧洲在风土人情,特别是人的气质方面进行了比较,他对中国的道学比较崇尚,但他又从其结构主义符号学观念出发,对同源于汉文化的中国和日本做了一些比较,认为中国是一个较少能指的国家,而认为日本是个《符号帝国》。     

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德国文学史——张传普著《德国文学史大纲》述评

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德国文学史———张传普著《德国文学史大纲》述评俞仪方由中国学者用中文编写的通贯古今的德国文学史，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而论，最早成书出版的，大概要数中华书局１９２６年１月刊行的张传普著《德国文学史大纲》。在此之前，由丙辰学社主办的《...     

智慧之光──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尚福尔思想研究

R6sume:Chamfort,ecrivaindu18esiecle,encoreinconnuenChine,critiquaitavecfranchiselapourrituredelasocietyf6odalefranCaise,lacorruptiondesaristocratesetl'alienationdel'hommedesontemps.11S'ingeniaitdtrouverl'originedescrimesetdreveillerl'espritdel'homme.引宫法国18世纪剧作家、诗人和箴言家尚福尔（Chamfort1740一1794）在中国鲜为人知，他的毕生力作《箴言、思想、品性及轶闻》尚未译成中文。在这部作品中，尚福尔以哲学家的睿智，真实地对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教育、风俗、人性、婚姻及社会偏见等各个方…     

三星集团中国总代表郑溶致本刊读者

三星集团中国总代表郑溶致本刊读者《当代韩国》读者诸君，你们好。在此我谨代表三星集团向大家问好。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世界性企业。近６０年来，我们以尊重人和共存共荣的思想为本，始终如一地经营着我们的三星企业。我们同中国的交往至今已有１５年以上的历史，在此...     

美国宪法何以成为"活着的宪法"--读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在<原则与妥协>的"前言"中,作者王希教授在简要回顾了国内关于美国宪法的介绍和研究以后,笔锋一转,言辞恳切地写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继续期待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因为"研究上的滞后势必影响我们对美国宪法乃至对美国整体的全面而中肯的认识".①在读过王希教授自己的这部美国宪法史以后,我们可以欣慰地说,他所怀有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化为了现实.这部著作是中文世界为数不多的几部美国宪法史之一,和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其篇幅更宏大,内容更丰富,体例更完整;在学术理念、史实梳理、理论思辨和语言表述各个方面,可圈可点之处尤多.虽然其编印质量和译名规范并非无可挑剔,而材料取舍和某些观点也或容商榷,不过都无损于它作为一部上乘之作的光泽.     

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与中国

夏尔·戴高乐的名字和业绩在四十年代已逐渐被中国人民所了解。到第五共和国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戴高乐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高。最后,他被誉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和“中法友谊的奠基者”,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普遍的崇敬。这是从前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都无法得到的尊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戴高乐赢得中国人民的诚挚的感情,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洗礼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戴高乐同中国的关系,象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生涯那样,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路以后,才达到光辉的顶点。     

荒诞与人道主义——论马尔罗文学作品中的荒诞主题

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如此多的称呼并不能概括安德烈·马尔罗的全部天赋。这个天生爱冒险的人，二十几岁就在印度支那等地目睹了那里的革命斗争，回国后写出了《王家大道》、《征服者》、《人类状况》等一系列有关东方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小说。而当时他未来过中国。这些作品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别出心裁地描写了中国革命，还因为他的作品中渗透着两个深刻的主题：荒诞与人道主义。一、世界的荒诞性荒诞原指音乐中的“不和谐”，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有悖情理和规矩，不合时宜，不合理性，不合逻辑。”１荒诞意识自古…     

评申彦俊的中国革命观

20世纪30年代,申彦俊作为常驻中国上海、南京等地的朝鲜《东亚日报》特派记者,曾与蔡元培、鲁迅等知名人士经常交往,1934年4月在《新东亚》杂志上,发表专稿《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向朝鲜读者生动地介绍了鲁迅的真实情况及其伟大形象。这篇专稿是迄今所知在朝鲜出版物上发表的惟一一篇鲁迅访问记,并刊载了鲁迅先生约见申彦俊的亲笔信真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申彦俊在访问记中,高度评价鲁迅先生,赞誉他是“中国出现的‘东洋大文豪!’”,“他不仅用口和笔为无产阶级呐喊,而且他本人也已无产阶级化了。”     

从佐藤春夫的《星》看近代日本的中国想象

佐藤春夫的中国题材作品《星》是以中国闽南地区的民间传说"陈三五娘"为框架改编而成的,该作不仅寄寓了佐藤春夫个人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阐发了他的"东洋"美学。文章通过《星》与"陈三五娘"故事原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该作对"陈三五娘"故事做出3处改动,从中可见,第一、佐藤春夫的中国趣味仅仅是他的亚洲意识的载体;第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他的中国观的认知基础;第三、他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西方近代主义的认知模式评价中国、判断价值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被严重地符号化乃至意识形态化,成为近代日本知识人试图对抗西方文明入侵,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     

韩国文人李奎报研究在中国

李奎报研究是中国学界近年来关于韩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焦点,研究队伍中名家辈出,其中青年学者的成果更引人关注。学界对李奎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散文、哲学思想、诗论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对于李奎报诗文的整体研究,其诗文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全面、系统、客观地研究、评价李奎报在韩国古代文学史、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的中文专著,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