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从案卷移送制度、证据开示主体的角度分析

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对抗式庭审模式的配套制度之一,在实现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的资源平衡、防止审判的拖延和无序、确保诉讼的高效快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案卷移送制度、证据开示主体的角度,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困境进行研究,改革庭前案卷移送制度;明确证据开示的主体;明确证据开示的地点;明确违法开示义务的法律责任。     

论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功能缺失——以日本刑事诉讼法为范本的考察

起诉状一本主义是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方式改革面临的一种选择。日本是大陆法系卷宗移送主义公诉方式转向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唯一国家,因为受到职权主义诉讼传统和相关制度的制约,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在实践中不能实现其在英美法系国家所具有的防止法官预断和保障庭审实质化的功能,处于一种公正和效率均失的尴尬境地,具有同样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的中国在公诉方式改革中必须引以为鉴。     

我国刑事卷证移送制度审视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复印件移送主义"属于"混合式"卷证移送方式,辩方阅卷权受到限制,司法实践变通为庭后移送卷证材料。1979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全案卷证移送主义",这极易让法官产生预断,但观察域外刑事诉讼,预审制度、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法官的客观中立才是防止法官预断的根本原因。我国法官有阅读卷证材料判案的司法传统,"全案卷证移送主义"可让法官审前熟悉卷证材料,同时也扩大了辩方阅卷的范围,有利于法官掌控庭审的顺利进行,防止司法错误,实现了基本的司法公正与效率。今后的改革应建立预审制度,分设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彻底防止庭审法官预断,审查公诉也可为实质审查。     

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控辩审

新刑事诉讼法的起诉方式向“审问式”回归，在庭审制度上向“控辩式”靠拢，继续保留了庭审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改变了案卷移送方式，首次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拓展了履行辩护职能的基础条件，增加了辩护律师的义务。但是控审权力交往过密且上下位关系混乱；控辩不平等，辩护方处于弱势地位；辩护人边缘化倾向明显，刑事辩护的实质性作用受到抑制。应当通过确保法官的中立地位、明确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加强有效辩护等，理顺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完善刑事诉讼模式。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践构想

探索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罪挽救的公诉制度,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诉讼价值改革,和谐社会建设的实现。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完善公诉制度的角度出发,提出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立法建议,并对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践构想进行了探讨。     

中国刑事公诉制度研究

公诉制度是由国家追诉特定犯罪的一种制度。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相互间的交融,我国的公诉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价值取向方面。一项制度的存在不可能没有缺陷,而我国公诉制度的缺陷也在其日渐发展适用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改我国的公诉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健全。此外,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确保公诉顺利进行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更加突出,这样,对公诉制度更为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     

案卷排他性原则在我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中的确立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现代听证制度的核心。我国目前的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并没有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致使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常常流于形式。案卷排他性原则在我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中的确立,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法理阐释

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是当今世界主要行政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由于历史等原因，行政公诉权在我国未能上升到立法层面。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诉讼权的正当性。正是由于行政公诉权在我国具有法律监督权的诉讼权的特点，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才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     

检察权的职能拓展与行政立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现行行政立法审查制度的双轨制存在弊端。政府审查有自我审查的嫌疑,而人大常委会审查的运行状况很不理想,原因主要在于行政立法审查的繁琐性使得人大常委会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我国宪法把检察权定位为独立于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法律监督权,显然就是为了解决人大之困;可是现实中,检察权囿于行使公诉职能和刑事审判监督而怠于行政立法监督,是导致法制不统一的重要原因。因此,授予检察权对行政立法的初审权,同时终审权保留在人大手里,既符合我国的政体设计,又合理配置两个国家机关的职能,从而完善行政立法审查制度。     

试论我国行政公诉制度

行政公诉制度是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在公共利益因行政主体做出的不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而受到侵害时,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它是我国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然而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明确确立行政公诉制度,使得这种公权力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设计未能更好地发挥应有功能,本文结合我国的刑事公诉制度以及以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成功实践为基础,论证我国已经具备构建行政公诉制度的条件,并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以期更好地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思考

只有深入研究刑事诉讼结构组成部分之间互动关系形成的机理,才能够制定出理性的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法来。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存在着侦查本位化、辩争权相对较弱、审判权缺失等诸多问题,无法充分实现保障人权的诉讼要求。只有在刑事诉讼中去除诉讼侦查化,实现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确保审判中立,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制度理性的功能。     

《刑法修正案（八）》的批判性审视——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

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和周延性,是刑事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作为历次刑法修正中变动幅度、力度最大,也是最为全面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总则部分的管制刑修改、累犯修正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刑法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盗窃罪之立法语言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具体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思考

加强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而上诉权是维护被害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赋予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一些诉讼权利,但并未赋予其作为当事人最为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上诉权,从而影响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和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问题反思

被告人供述具有直接证据的属性,因其能为案件侦破提供丰富的证据线索而倍受侦查人员的重视。在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刑讯逼供泛滥、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批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也催生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仍是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中的技术革新,难以弥补体制本身的漏洞,实践中有关非法供述证据研究方向的偏离、相关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流于形式都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排除上的障碍。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建趋向及实现路径——从韩德云7次议案及其官方回应谈起

自2006年起,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七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议案,官方对此的回应从"条件尚不成熟,推行存在困难",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适时向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到"着手起草建议稿,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论证",这表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趋向为分阶段分步骤地渐次推进。鉴于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不宜过于缓慢,加快这一制度的构建,则不仅需要国家在立法、信用体系建设、监督机制等方面大力推进,还需要作为申报主体的官员明确自身的角色位置,成为财产申报制度的"推动者"而非"阻挠者"。同时,广大社会公众要摆脱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增强现代公民意识,用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来促成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确立。     

印度反腐败机制及其效果

印度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腐败问题的困扰,而且发展到现在腐败问题愈发严重,如今在印度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机制"。腐败给印度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为此印度政府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机构设置上都采取了许多措施。不过,由于受到低效的法律体系、公务员体系、民主体系、传统文化以及种姓制度等制约,印度的反腐败工作长期停滞不前。对印度腐败与反腐败的理性分析与思考,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诉案件的公诉化——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立案范围的界定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案件职能管辖中,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的分工存在交叉。人民法院自诉范围的扩大化,不仅不符合国际立法的趋势,也给被害人行使控告权带来了许多限制,妨碍其获得司法救济。大量自诉案件的公诉化,给实际操作也造成了混乱。立法应对自诉案件的范围做一调整,将有暴力、隐蔽特征、取证困难的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尽量避免自诉案件的公诉化,以明确两部门之间的立案分工。     

略论我国的刑事禁止令制度

刑事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采取的一项监管措施。禁止令制度是刑罚“严而不厉”的体现，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八）》中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一项创新和发展。     

司法公信力视角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为消除公众对自侦案件的质疑,主动引进公众进行监督的一种内部监督方式。因为整个制度设计均由检察院自主摸索,在实践运行中形式大于实质,所以其广受质疑。应正视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身存在的公信力危机,从重点加强制度立法、提高人民监督员的代表性、完善选任程序、强化监督效力等方面予以改善。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运行现状之考察

为加强地方法治建设，《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并对其立法提出了相应要求。然而，现实运行中，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存在着追求数量、抄袭同位法、超越立法权限范围并有侵害法治统一的情形。为此，需要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事项范围做出明确解释和限定，加强省级人大的批准程序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备案审查力度，并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同时，设区的市也要在坚持立法节约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委托第三方起草立法文本、实施有效的公众参与立法等方式，真正提高立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