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

将政策转移视为一个转移和非转移二元变量的研究无法深入到政策转移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江苏省12个地级市"河长制"政策转移案例(2006—2016)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策转移案例中"复制"和"再生产"两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了资源禀赋、行政压力、政策需求、外部力量四大类因素对"河长制"转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变量的组合并非一元,呈现多元化格局。通过QCA软件的数据梳理排序得出覆盖率最高的四种组合,在此基础上概化出政策转移中政策"再生产"的三种模式:资源主导型政策再生产,行政压力、资源、社会力量复合驱动型政策再生产,政府和智库合作型政策再生产。     

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悖论与完善

促进农民增收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然而现实中却存在全面取消农业税负、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政策悖论。要避免政策悖论,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完善"少取多予放活"政策、涉农教育发展政策、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农资和农产品价格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     

地方政策移植的类别辨析:以政策目标驱动为视角

政策移植是作为政治企业家的地方政府在理性的利益追求中通过知识增量而形成新的共约性知识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由此对政策主体目的与驱动的考察就成为理解政策移植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根据政策主体开展政策移植的目标和驱动力的不同,可将地方政策移植分为政绩驱动型与辖区利益导向型两种。不同类别的政策移植在关注的政策内容、政策移植的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政绩驱动型政策移植更多地关注对物力资源的竞取手段;地方政府在辖区利益导向下将人力资源、制度资源等政策亦纳入政策移植视野。另外,上述划分不能与多罗维茨和马什划分的自愿性与强制性政策移植一一对应,而更多是处于连续的中间地带。     

简论政策公共性的价值及规范途径

公共性作为政策的核心价值,是保证政策合法性、权威性的关键因素以及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的标度。由于政策主体、客体及环境多重因素的作用,公共性缺失成为政策过程常见的现象,公共性缺失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理念,以及公共政策"公共利益"这一最为核心精神的背离,所以,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容的。因此,如何规范政策公共性是当前应予关注的问题。基于政策主、客体与环境在政策公共性缺失中的肇始作用,可以从政府主体、公众客体及制度环境三个角度着手寻找破解途径。     

工具替代、利益阻滞与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

户籍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在户籍政策之上"粘附"着众多重要领域的社会政策,因而剥离这些"粘附"的政策就成为户籍改革的关键。尽管户籍改革举步维艰,但经历30余年的探索,一些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的"粘附"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剥离。基于政策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启发,提出"工具替代"和"利益阻滞"两个影响政策"粘附"剥离的关键变量。不同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粘附"的剥离因其"工具替代"水平的差异和"利益阻滞"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完全剥离、基本剥离、部分剥离、有限剥离等不同效果以及"区域剥离"的特殊情形。在后续的户籍政策及其"粘附"政策的改革中,鉴于"工具替代"空间提升的有限性,减小"利益阻滞"就成为努力的基本方向。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现象还显示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转型时期,要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     

农地政策回应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中的角色举足轻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高质量实现。土地承载着物质保障和情感依附功能,是农业转移人口留置于农村最重要的资源。生计资本是生计活动的基础,是在城镇稳定居住的决策基础,也是农地政策对农村家庭禀赋提升的结果。因此,农地政策作为生计系统的外部因子对于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可能隐含着"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市民化意愿"这一因果链条。本文采用11个省份开展的"全国百村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现状及市民化意愿选择之间的关系,探索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影响市民化的具体路径,最终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农业转移人口对农地政策回应程度较高,农地流转参与经历对于市民化选择有较强的促进作用。(2)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具有定居城镇的意愿,自然资本发挥推力作用,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拉力作用显著。(3)在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上,农地政策回应通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市民化产生正面影响。研究的可能性贡献在于证明了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和市民化之间的因果链条;强调了农地政策在推行过程中要及时关注政策执行细节及反馈,适当的政策引导将保障低生计资本群体的发展权利,促进高生计资本群体的城镇生活取向;提出农地政策、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住房政策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契合,以更好地弥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不想"和"不能"之间的差距。     

政策扩散机制的类型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环境政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绩效竞争压力和官员晋升激励下,积极推动政策扩散,政策扩散已成为政府推进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市形成了环境政策扩散的"湖州样本",以此为参照,基于创新型政策从"发源地"到"采纳地"空间流动路径的维度,总结了中国政策扩散的三类机制: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政策扩散机制、下级政府发起的"自下而上"政策扩散机制、政府间横向的政策扩散机制,描述了三类政策扩散机制的含义、动因、特点及在"湖州样本"中的具体表现,以解释、预测中国政策扩散实践,为国内政策扩散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主体分析

在政策议程创建过程中政治领袖依靠其法定权威和个人影响力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利益集团则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利益整合能力,通过持续而有力的参与成为左右政策议程走向的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要求通道"和"议题游说者"的角色;政策企业家则是某些政策理念或政策方案的积极倡导者和开启政策之窗的推动者;同时,随着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正成为影响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这些主体价值取向、利益偏好和行动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政策议程创建的内在逻辑。     

浅析政策工具选择和评价机制的构建

在公共政策中,一旦界定了政策问题,明确了政策目标,选择和设计何种政策工具便对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成为政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近些年政策工具的研究焦点从以工具主义的类型分析和对过程的构建考量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政策工具的评价和选择机制。对政策工具选择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工具采用以后的评价机制的探讨,对于完善政策工具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实际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构建促进珠海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现代物流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桥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珠海的现代物流发展水平决定着珠海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参与国际化的进程。珠海应充分发挥其拥有的立法优势和特区敢于创新的精神,研究制定适合于珠海现代物流发展的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珠海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降低整体物流成本,促进从交通末梢过渡成为交通枢纽,提高珠海市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确立其在珠江西岸城市群的中心位置。     

模糊政策的试验评估模式——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为例

政策试验既是高度不确定条件下推进政策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一种评估机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模糊政策的试验评估分析框架，包括设置愿景目标、构建议题网络、生成试验方案、信息反馈与评估、政策变革与推广五个阶段。设置愿景目标阶段提供概念性知识，传递出新愿景、新理念，为模糊政策提供新价值、新导向。构建议题网络阶段形成对话场域，支持政策专家、地方官员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多方主体在试验中分享信息和交换意见，促进不同来源知识的交流。生成试验方案阶段将政策知识转化为具体内容，形成明确的试验路径。在信息反馈和评估阶段，决策系统持续收集试验的过程和结果信息，基于数据和证据，对政策试验作出评价。政策变革与推广阶段强调总结成功经验和优化政策措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案例研究表明，试验评估构建四方参与的议题学习网络，持续完善试验议题，提高了决策理性与正当性水平。     

“政策结”问题:政策科学值得关注的新命题——基于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

传统的政策条件假设是一种"两难困境",而新的政策实践不断证实:政府政策的核心领域———宏观调控,往往是多重困境和多个两难选择交织而成的"政策结"。本研究通过对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处理面临的一些长期累积的多重矛盾交织的"政策结"问题实践,提出中国特色的"政策结"及其结构要素,指出政策科学的特殊意义。     

间断平衡框架及在我国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基于政策范式

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间断平衡框架因融合了渐进与变革两种政策变迁状态而被认为是对渐进主义理论的重大超越。该框架认为,注意力状态及其信息处理模式是政策选择和变化的基础,而政策变迁状态取决于问题界定与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在政策变迁过程中,子系统政治的负反馈作用使得政策处于垄断状态,宏观政治的正反馈作用促使政策垄断崩溃。政策变迁存在长期渐进均衡和短期重大间断两种政策变迁状态。但在我国缺乏子系统政治与宏观政治这一制度基础的特定的政策环境中,利用政策议定场所的变化来界定间断与平衡存在很大不适用性。因此,借鉴霍尔的"政策范式"概念,本文认为政策变迁状态取决于政策总体性目标:政策总体性目标变化反映政策间断式变迁,政策工具及其水平设置变化反应政策均衡性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基于中国背景对间断平衡框架作出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说明。     

西方政策过程理论的最新进展、趋势与启示

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争论不休,而这些争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寻求因果关系理论的逻辑下,形成了大量的主流政策过程理论或框架。而今,政策过程理论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包括叙事政策框架、子系统及其超越、决策和官僚机构、政策过程的综合框架等方面的发展。这种新发展及其趋势,对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来讲无疑具有诸多启示：（1）区分和厘清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中的关键概念;（2）继承与创新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方法;（3）实现行动主体的多元化、精细化与政策子系统的超越;（4）合理把握官僚机构在我国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论决策后政策论争

政策决策后论争是公共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但又容易被忽略和混淆的环节。决策后政策论争主要发生在政策决策结果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阶段上。它是因政策制定阶段上由政府部门中的个体、团队和组织所构成的政策活动内部结构本身与由公众、利益团体、政策咨询者所构成的政策活动外部结构本身及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信息沟通障碍而发生的。政策决策中政策信息利用的不完整、沟通进行的不充分、利益表达的不全面为决策后政策论争提供了必然而又合理的依据。决策后政策论争是增进整体政策过程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它履行着弥补政策决策失误,促进政策博弈持续化,保证政策活动理性化,推动政策观念制度化的功能。     

我国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金融与政策支持

面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压力,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除了"节流(降低能耗)",就是"开源",进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然而,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离不开相应的金融与政策支持.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开拓"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财税政策的潜力,充分发挥其政策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在不断提高(单位)能效的基础上,改善现有能源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     

从“裁决者”到“协调者”——冲突解决视角下政策分析师的角色变迁

冲突解决和政策分析紧密相关,因此,从冲突解决的视角探讨政策分析师的角色定位、从而揭示传统政策分析的不足和未来政策分析的发展方向,十分必要。冲突情境下的政策制定需建立在情绪感知、故事还原、价值考量、知识聚合、利益分析以及共识构建等六项工作基础上。西方新近崛起的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主张将公共协商引入到政策分析的过程中,使政策分析师完成从"裁决者"到"协调者"的角色转变。这种理念为政策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也使政策分析与冲突解决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教育政策转移理论模型之探究——以日本教育政策转移为例

在历经了公共政策的政策学习、政策扩散研究之后,道罗维茨和马什提出了政策转移的概念,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则从比较教育视角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构建了教育政策转移的动机模型、转移模型及转移谱系.本研究通过输入与输出的二元路径分析框架界定教育政策转移、政策借鉴与政策贷出概念,并结合日本教育政策转移的实证分析探究因借鉴与贷出两个维度的交叉而产生的第三维度“借鉴回归”现象.伴随全球化的脚步,教育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转移流通的速度,很多国家扮演着“借鉴者”与“贷出者”的双重角色.     

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政策创新

区域协调发展作为综合性公共政策议程,被赋予有关经济与社会聚合、区域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意涵,由此也导致区域政策经历着不断的创新过程。我国要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应在区域政策创新、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相关法律体系、加强跨区域合作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检察政策的功能

检察政策是司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公共政策也起着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检察政策所规定的内容并没有在实质上突破宪法秩序下人民检察院的定位，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检察机关所独有的功能与作用。必须理性认识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进程中的角色、地位，进一步加强对检察政策制定和运作过程中的规范和管理，认真研究其在司法层面的技术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