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知识再生产:全球化时代政策转移中的知识叙事

在"全球化"、"知识化"的时代,政策知识成为研究政策转移的重要切入点。治理环境的复杂化、知识的不确定性、知识的"地方性"决定了政策转移中的知识再生产成为与政策转移有效性相契合的命题。政策转移中的政策知识再生产是一个政策知识收集、转化、应用、综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嵌入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并依赖于特定的组织结构。因此,应在对政策转移中知识再生产的结构与过程的"应然"考察基础上构建出政策转移有效性评估框架。     

中国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研究——基于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QCA方法

分析2019年首次发布的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发现,上级支持、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是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必要影响因素。通过外部与内部条件变量的组合归纳得出,分为内外互动型,内生治理型,外部推动型,信息技术型,经济投入型五种治理模式。     

政策属性何以影响政策试点的扩散？——基于30个中央推动型政策试点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是中国推进政策实施的重要方式,但政策试点的扩散结果存在差异。当前对政策试点扩散结果的影响因素探究中,相对忽视政策本身的特征,并且局限于单一案例分析而难以实现因果机制的推断。政策试点本身的特征是否是影响政策试点扩散结果的关键因素呢？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择30个中央推动型的政策试点案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着重探索政策属性与中央政府两个维度下各条件变量对政策试点扩散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属性下的政策类型并不构成政策试点扩散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中央的行政指令是政策试点扩散的必要条件,政策试点的机构发起数量是政策试点扩散的充分条件;条件组合型路径共有三条,可以分为中央全面推动型和政策工具与政策类型适配型两个路径模式。     

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浅析基层政府“非法生存“现象

在地方财政支持不足、债务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为了履行职责、执行政策、进行行政管理工作,基层政府不得不处在"非法生存"的状态下.本文就想试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结合基层政府工作的一些案例,运用政策执行的理论和模型,来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向.     

农地政策回应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中的角色举足轻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高质量实现。土地承载着物质保障和情感依附功能,是农业转移人口留置于农村最重要的资源。生计资本是生计活动的基础,是在城镇稳定居住的决策基础,也是农地政策对农村家庭禀赋提升的结果。因此,农地政策作为生计系统的外部因子对于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可能隐含着"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市民化意愿"这一因果链条。本文采用11个省份开展的"全国百村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现状及市民化意愿选择之间的关系,探索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影响市民化的具体路径,最终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农业转移人口对农地政策回应程度较高,农地流转参与经历对于市民化选择有较强的促进作用。(2)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具有定居城镇的意愿,自然资本发挥推力作用,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拉力作用显著。(3)在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上,农地政策回应通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市民化产生正面影响。研究的可能性贡献在于证明了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和市民化之间的因果链条;强调了农地政策在推行过程中要及时关注政策执行细节及反馈,适当的政策引导将保障低生计资本群体的发展权利,促进高生计资本群体的城镇生活取向;提出农地政策、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住房政策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契合,以更好地弥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不想"和"不能"之间的差距。     

名校选调生:政策创新还是人才浪费——基于J省的案例研究

从知名学府招录应届毕业生到地方党政机关出任公务员的做法,正在成为地方党政领导为引进人才、提升政府效能而竞相效仿的政策创新。本研究针对J省清华大学选调生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探索名校选调生政策的运行机制与问题。研究发现:选调生们对工作和生活状态感受的差异主要受到自身生活质量、工作环境、晋升前景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而每个主要因素又分别受收入水平、婚姻状态、领导的关心程度、与同事和领导关系融洽度、获得培训与锻炼的机会以及晋升公平程度等变量的影响。最后,是J省名校选调生政策在设计、执行与连续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选调生们在选择前述变量的属性时发生分化,进而解释了三个主要因素的形成机理。     

公共政策失败问题研究——基于利益平衡和政策支持度的分析

本文基于利益平衡视角,从公众支持度和政府组织内部利益平衡程度两个维度,力图提供一个认识政策失败现象的初步框架。文章提出当代中国的三种政策失败类型:动力不足型政策失败、低支持度型政策失败和内外失据型政策失败,并通过案例研究讨论了三种类型政策失败的机理和影响。文章提出,政策失败既可能引发民间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也是推动政策学习和政策变迁的"机会之窗"。如果针对政策失败的处置得当,由失败引起的政治问题有可能重新转回到政策层面。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比较视野中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这是公民政策参与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政策终结理论演进中的重心变迁

政策终结理论兴起至今经历了基础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研究采用了较为宏观的视角对政策终结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展开研究,总结政策终结的一般规律。后一阶段,学界的关注点向实证研究转变,通过引入案例从建立分析框架,考察影响变量等方面研究政策终结的具体运作过程。转变过程中,相关研究也逐渐由理论性、普遍性、单一视角向实践性、个体性以及多元视角转变。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2004至2016年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987-2013)

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策执行研究步入了稳定发展时期,涌现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整合型三种分析路径。在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研究、政策执行差距诊断以及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中国政策执行研究已经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果,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述方式,展现了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冲突性。然而,从总体来看,中国政策执行研究侧重于案例分析,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知识生产的累积性仍然有所欠缺,相应的理论对话也尚不多见。展望未来,中国政策执行研究仍然需要立足于中国行政实践,明确研究路径,改进研究方法。     

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417项试点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求影响改革试点成效的差异影响因素,本文以浙江省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纳入台账管理的417项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回顾政策创新与扩散以及政策试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提取试点相关特征进行编码量化,应用离散选择模型(logit Model),对政策试点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探寻,发现"试点批准机关层级""试点设置方式""试点的范围"以及"试点经费"等因素对试点总体成效影响显著。"经费"因素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影响不显著,但对社会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试点成效影响显著;试点事项综合性在试点执行阶段对效果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扩散阶段产生正向影响等等。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试点特征相关因素对试点成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丰富了我国政策试点有关研究文献,并且根据研究发现本文对完善试点统筹管理,健全试点经验推开扩散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金融与政策支持

面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压力,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除了"节流(降低能耗)",就是"开源",进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然而,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离不开相应的金融与政策支持.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开拓"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财税政策的潜力,充分发挥其政策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在不断提高(单位)能效的基础上,改善现有能源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     

政策执行问题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政策本身的科学性、执行者素质以及政策运行与监督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要避免政策执行不力,必须加强政策宣传,培育政策执行环境;实行依法行政,提高执行人员素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运行和监控机制。     

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探析

随着政策学的兴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于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缺乏相应的关注。本文将族群因素纳入政策学的研究范畴,从政策议程的视角出发,探讨多族群国家与政策制定模式之间的机理关系;通过选取"族群结构"和"体制结构"两个变量,构建一个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的分类模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清晰地勾勒出四种不同的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模式。     

政策对象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影响

政策对象的成员数量、组织程度、拥有的社会资源、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念和认识能力对政策执行力有明显的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对民众的政策执行责任意识和加强政策对象自身的政策素养对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有重要意义。     

省级政府社会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以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为例

虽然"由点到面"比较形象地概括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扩散过程,但它不足以揭示社会政策扩散的本质。本文以1997—2008年间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全国31个省份的扩散过程为例,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对于我国社会政策创新的采纳,外部因素的解释力强于辖区内生因素;第二,人口规模是影响社会政策创新采纳的关键因素,扩散机制也受人口规模调节,人口规模较小的省份更倾向于向其他省份学习,且更容易受到相邻省份的竞争压力;第三,我国社会政策的扩散过程包含了学习、竞争、强制和社会建构四种机制,其中竞争机制的作用最为复杂;第四,扩散机制的时间滞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同级政府政策间的学习和竞争,中央政府的制度压力是一个更短暂的扩散过程。     

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主体分析

在政策议程创建过程中政治领袖依靠其法定权威和个人影响力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利益集团则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利益整合能力,通过持续而有力的参与成为左右政策议程走向的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要求通道"和"议题游说者"的角色;政策企业家则是某些政策理念或政策方案的积极倡导者和开启政策之窗的推动者;同时,随着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正成为影响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这些主体价值取向、利益偏好和行动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政策议程创建的内在逻辑。     

地方政府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基于127个地级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为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积极探索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各地方政府紧抓机遇积极探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案,探究该政策创新的扩散机理对于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结合2016—2022年间全国127个地级市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我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扩散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医保收支压力、医疗资源供给水平、中央强制压力以及横向邻里效应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的扩散具有显著影响,而新闻舆论压力、公众受教育程度和信息化水平对其扩散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