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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当和平与民主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对蒋介石先发制人,大搞"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毛泽东洞若观火,决定"假戏真做","将计就计",去重庆,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和国民党政府谈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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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毅然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22日,宋子文、宋美龄也从南京到达西安。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和"一定要抗日"后,西安各方同意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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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09,(3):52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集60万精锐部队.准备"闪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党中央在军事上做好准备的同时,委派周恩来赴西安与胡宗南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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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立即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八一南昌起义仍打国民党的旗帜;八七会议还认为"要与国民党左派联合";1927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也仍主张打"左派围民党"的旗帜.至9月1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才明确改"左派国民党"的口号为建立苏维埃.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议再次强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应打出苏维埃的旗帜.12月,中央针对包括福建在内的一些省份的党组织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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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9年到1940年,中共中央逐步确定并贯彻发展苏北的战略。蒋介石先令江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南,后又让黄河以南的中共部队全部调到黄河以北,并命令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合力"围剿"新四军。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既有军事层面的磨擦冲突,更有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中共方面基本能克服不同地域和军政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保证战略的协同性。蒋介石本人对苏北的重视程度不够,敌后国民党军亦各自为政。新四军向苏北发展过程中的国共较量,显示双方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在抗战大背景下仍勉力维持,映射出1940年国共关系的基调与底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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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赴重庆谈判 1940年底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陷入低谷。国共关系不和,对抗战极为不利,也使蒋介石的形象、声誉受到损害。为了改变不利局面,1942年7月21日,蒋介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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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要其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洽降。17日蒋介石又复电冈村宁次,将日军洽降地由江西玉山变更为湖南芷江。蒋介石为何改变洽降地点呢?原来,正当重庆方面为赴玉山洽降繁忙之时,一些高层人士对把洽降地点放在玉山提出了异议,认为把洽降地点放在玉山不利于洽降。因为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服输。如果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洽降,不利于洽降安全、顺利进行,也不利于在心理上给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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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至1941年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中国内战和投降的危险空前严重。在这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利用在国统区的特殊条件,从始至终地协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决策,并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事变前认真分析形势,指出国际局势的变动将促使蒋介石进一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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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于1940年3月,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级以上参谋长会议,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公开向我党我军发难,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中共方面被通知参加此会的是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远在华中,不能赶来参加;叶剑英也因几天前不慎摔伤了胳膊,也不便参加.但他在和南方局的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带伤出席会议.参加会议之前,叶剑英为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不仅和有关人员一起搜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还通过各种关系了解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派来参加会议人员的动态.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叶剑英确定了这次会议上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磨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人的支持,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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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1936年秋,中共中央改变"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为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派潘汉年于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并准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然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倡议却不予理会.在平息两广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在谈判桌上则翻云覆雨,态度强硬.他企图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谈判双管齐下,一举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溶共"和收编红军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猛力进攻之下,一方面,"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另一方面,于11月下旬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显示红军的声威.在谈判中,则"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严厉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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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鲁首战千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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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36年夏是世界力量酝酿组合的重要时刻———德、日反共产国际同盟条约签订在即,日、德关系如日中天,日本加紧用文武两手诱逼蒋介石。一旦德国调停中、日关系成功,苏联就将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刻不容缓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于是,苏联推行了近十年的对华政策悄悄地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并未察觉,危险由此而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