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为对象

1990年后,台湾当局通过"修宪"、修法、"释宪"等方式多次策动对"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台湾地区"司法院"于2006年拟定的"宪法诉讼法草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宪法诉讼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在模式上从"会议-法庭"双轨模式到"宪法法庭"模式转换,在制度上建立司法化的审判制度等。然而,"宪法诉讼法草案"存在修法内容混乱和修法方法杂乱等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推动"违宪审查制度"改革实现所谓"台湾法理独立"。     

从“扁家弊案”管窥台湾地区法治的多重视界

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治在台湾地区已成为社会调控的基础性机制。历经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司法体系日渐完善,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和在现实法律践行中种种问题的困扰,其又呈现司法改革方面的不足,体现在民主制度的法治化上,可谓"五味杂陈"。透过"扁家弊案",管窥台湾地区法治的多重视界,使我们对台湾地区的法治又有了更多认识,就是:其法治建构是一个不断总结、反思与扬弃的过程。     

合意选择法官制度的启示

2003年，台湾地区“立法院”正式公布的《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是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制度所独创的，被认为是“世界司法史上的一大创举”。近年来，我国部分法院适用合意选择法官制度，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对于减少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满，促进裁判的执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台湾地区缓起诉制度探析

台湾地区于2002年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立了缓起诉制度，该制度与大陆司法实践中的暂缓起诉制度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台湾地区将其规范化并通过近十年的司法检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台湾地区在缓起诉的范围、缓起诉处分的撤销、声请再议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规定，并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     

“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7年4月21日,由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在山东大学新校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来自日本以及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40多名刑事法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齐聚一堂,就"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取向"、"恢复性司法的实践模式"、"恢复性司法的具体运作"以及"恢复性司法引入中国的可行性"五个论题展开了热烈、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现将此次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与观点作一综述。     

生死边缘的反思

对于中国内地的法治建设来说,本书的镜鉴意义不仅在于其对死刑制度的反思,还在于它对台湾地区司法审判制度的拷问。死刑的存废实际上关涉正义观、人性论和生命的价值判断等诸多问题。对于个体读者而言,我们至少还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人的思维永远具有局限性,只有不断使激情趋向冷静,人才能守住生命的尊严。     

台湾地区检察官惩戒制度及其借鉴

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了"法官法",其中涉及检察官制度,并对检察官的惩戒组织及其组成、惩戒事由、惩戒种类和惩戒程序等内容予以明确。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在制度设计、组织架构、权力运行、保障机制等方面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海峡两岸在文化上"同宗同源",特别是对检察官都有着相同的职业期许。因此,台湾地区检察官惩戒制度对我们具有更为直接的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行政监督权人的设立、考核(全面评核)与惩戒的衔接、惩戒组织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等方面对我们一定有所启示。     

台湾地区检警关系研究——以刑事侦查权为视角

检警关系的重新定位是海峡两岸司法改革中共同的重要内容。台湾地区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其通过刑事诉讼、司法官、检察官、司法警察等一系列制度形成了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检警合作模式。台湾地区检察官作为侦查主体,指挥司法警察侦查的制度,其制度理念及实务运作是基于侦查活动的司法属性、分权制衡、司法保护人权的需要。台湾地区警察机关争取侦查主体地位的努力从未放弃,检察官的侦查主导地位也遇到了一定的挑战。     

审判制度理论研究三周年回眸

本文从法院调解制度、法官管理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个案监督、陪审制度司法自由裁量权等几个方面综述了三年来我国法学界关于审判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探讨了审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台湾地区军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以军事司法审级制度为视角

军事司法主要有两大价值,即秩序安全价值和权利保障价值。台湾地区军事司法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维护军事秩序和安全的一元价值到秩序安全优先于权利保障、秩序安全和权利保障并重的二元价值的发展过程。军事司法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是台湾地区军事司法制度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因,其突出表现是在军事司法审级制度方面,1956年之前实行一审一核制,1956年以后实行复判制度,1990年末改为实行上诉制度。在军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坚持以军人权利保障为基本价值理念,以促进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现司法公正为出发点和归宿。     

台湾地区“宪政”制度研究

台湾地区的"宪政"与一般意义上的宪政不尽相同。它以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宪法为基础,经历了多次"修宪"改革,具有浓厚的政治因素和深刻的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公投制宪"诉求,更是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隐含着"台独"的政治主张。它既缺乏历史依据,也缺乏法理支撑;既违背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意志,也与国际社会进步的潮流和理念不合。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之比较研究

近年来 ,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已越来越受到诉讼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诉讼制度势必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主要借鉴了德、日诉讼制度 ,同时也吸收了美国诉讼制度的内容。为此 ,在探讨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今天 ,借鉴台湾地区的刑事再审制度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台湾地区“入世”前后知识产权法制的调整与发展

本文旨在分析台湾地区"入世"前后知识产权制度的调整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文章认为,近十年来,台湾地区知识产权制度历经频繁调整变革,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制度顺应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国际化趋势,但也带来不少弊端。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评介及其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末以来开始实行"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刑事诉讼新制,引入认罪协商、交互诘问等制度,但新制却加剧了固有的审级功能不分造成的诉讼低效。2010年9月1日生效的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旨在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迅速审判,但其牺牲当事人利益换取诉讼效率的治标式立法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刑事妥速审判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拖延的问题,其立法成就与缺陷留给大陆诸多启示。我国大陆应在刑事诉讼中重视保障被告人的期间利益,确立诉讼迅速原则,并取消以审限作为法官考核指标的规定。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制约与影响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渗透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表面看来宗教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影响甚微,实际上宗教与传统司法审判制度有着深层的纠葛,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其对司法审判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司法理念层面、法律器物层面。     

台湾地区社区建设政策的制度变迁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开始以"自下而上"的社区建设体制替代它实行了近30年的"自上而下"社区建设体制。它主要体现在:在制度设计方面引入了"社区导向",在制度执行方面重视"基层政府"和社区的作用,而在执行过程中引入了"自下而上申请专案"的机制。纵观台湾地区社区建设实践,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社区建设自始至终贯穿着官方"改造社会战略"的意志;在"公民社会"未经建成基础上推动的社区建设体制所主张的"自下而上"模式不得不借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方式推动,这为社区主义的扩展提供了空间,因而其社区建设政策转轨呈现出"柔性强制+示范诱致"的变迁特征。台湾地区推动社区主义虽然是深嵌于其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态,但其主动推动的姿态以及培育和辅导民间组织的积极作为,尤其值得借鉴。     

DSUS机制视野下的"法庭之友"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DSU机制)运作至今,在实践中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法庭之友"陈述在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正是问题之一。WTO成员国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是否可以采纳"法庭之友"制度一直存在争论。"法庭之友"制度在DSU机制中缘何存在并发展,本文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为我国如何对待"法庭之友"提出了应对之策。     

台湾地区检察机关公诉权正当化的立法与实践

台湾地区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正当化形成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方面的保障,包括公诉决定形成过程和检察机关三级审批的事前制约,形成决定后的检察机关内部的再议制度、以及由法院主导的起诉审查、交付审判制度等。这些制度还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为其公诉权的正当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障,值得内地在刑事司法改革中予以关注。     

台湾地区反垄断司法审查的概况与启示

大陆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以来,反垄断司法审查制度也正式确立,并且基本倾向于采用德国模式。大陆开展反垄断司法审查的时间较短,案例也相对较少。通过对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反垄断司法审查实践经验的介绍和总结,并通过对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司法审查范围、司法审查的密度、复议前置和检举复函审查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以期对大陆建立完善反垄断司法审查提供借鉴。     

缺乏对抗的“被告人说话式”审判——对我国“控辩式”刑事审判的实证考察

我国立法机关于1996年在吸收了对抗式刑事审判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创设了"控辩式审判"方式,以解决庭审走过场的弊端和实现控辩审职能的分化。从司法实践来看,改革者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我国的刑事审判在实际运作上是一种缺乏对抗的"被告人说话式"审判,具体表现在:庭审上趋于消极但不中立的法官,公诉人对审判的单方面主导,被告人是法庭上的"主角","说话权"受限的量刑辩护人,法庭调查的书面化等。由此导致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双高现象:高效率和高定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