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罪研究

当前的法律不能很好地打击恶意欠薪的行为,恶意欠薪的行为已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恶意欠薪的行为入罪。恶意欠薪罪的主体不应该包括机关,恶意欠薪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恶意欠薪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有两类。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之合理性探讨

近几年，拖欠工资现象比较普遍，而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演变成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恶意欠薪”行为缺少刑法保护。解开“恶意欠薪”这一死结，让所有的劳动者不再受其困扰，就必须在刑法中设立“恶意欠薪罪”。这不仅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而且完全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     

增设恶意欠薪罪之思考

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将恶意欠薪入罪,我国在除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中也对恶意欠薪行为作出了相关规定。恶意欠薪入罪迎合了现实需要,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对规范劳资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举足重轻的作用,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价值、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针对入罪后适用的法律问题,应当对具体罪状作出相应的界定。     

投放兴奋剂行为之入罪化探究--以张某投放兴奋剂案为视角

在竞技体育中,恶意投放兴奋剂的行为对相关运动员和体育运动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司法机关却不能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犯罪,这不仅导致了司法实务部门的困惑,也使民众对司法公信力产生质疑。刑法的过度扩张会造成人权侵犯的危险,立法者在将某一行为入罪化时应保持足够的谨慎。投放兴奋剂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践中较为常发且现有法律不能有效加以调整,故在现阶段将该类行为入罪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近年来我国犯罪化的走向——基于对刑法修正案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从近十年来刑法修正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犯罪化的走向主要体现在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秩序、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犯罪化非常活跃,呈现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法益保护前置化等特点,将很多原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将刑法保护法益的时间提前。这体现了刑法立法对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越来越能明显感知的社会风险的回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刑法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近年来犯罪化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注意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刑法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置化,同时注重人权保护。     

“恶意欠薪“入罪的维度思考

“恶意欠薪”何以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性质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我们一直是把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当成劳务纠纷来处理的,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些拖欠民工工资行为性质的转化,民工缺少刑法保护与承包人抗衡,其结果只会使一些“恶意欠薪”的承包人有恃无恐。因此,本文将运用刑法的有关理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理性检讨

世界各国刑法中多将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加以犯罪化且规定为侵犯公民性权利的严重犯罪之一。我国的刑法仅仅只将强制猥亵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但是,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同性相奸”行为无刑法条文可适用的现实已经凸现出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局限。因此,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进行理性的检讨并对其进行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刑法“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目的之现实体现。     

比较与借鉴:海峡两岸犯罪未遂之立法与理论

我国大陆在其独特的中华法系刑法模式影响之下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分列开来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风格迥异的立法模式;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则将中国大陆刑法所谓之"犯罪中止"归入未遂犯。在有关犯罪未遂之理论方面,海峡两岸也各有见地。海峡两岸在有关犯罪未遂之立法与理论上各有利弊,这是适应各自所属法系特点、价值观念与法律思维模式之必然结果。然而,中国大陆刑法之犯罪未遂确实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现行"刑法"中的合理之处,以使其犯罪未遂制度之立法更加完善。     

社会信用缺失与刑事法律调控——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刑法分析

背信行为的本质在于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滥用委托权限。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本罪中的“受托义务”不仅包括约定义务,而且还包括法定义务。本罪不属于目的犯,构成本罪并不需要有谋利或加害等特定的目的。本罪与挪用类犯罪既存在共同点,又有所区别。背信罪本质的多种学说之争在于背信犯罪刑事可罚性的非普遍认同性及其与他罪的易混淆性。我国刑法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两个特殊背信犯罪将“背信”的含义定义在“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违背受托义务”上。这对认识背信犯罪的本质提供了立法依据和新的思路。从务丈上分析,我国的背信犯罪发生在市场的经济活动中,其核心在于作为本人事务处理延伸体的行为人没有以本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处理事务,在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与本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没有服从本人的利益。欠薪不仅是一种侵犯劳动者财产权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具有违背社会信用的性质,对于危害严重的欠薪行为应当予以入罪,以发挥刑事保障社会信用底线的功能。建议改变刑法修正案（八）的“补充性”立法方式,单独设立“欠薪罪”的罪名和法务。为遏制和制裁金融市场出现的“老鼠仓”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对未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的区分,同时还应当注意本罪打击的范围,防止犯罪圈无限制扩大。德国是规定背信罪最早、研究背信罪最多的国家,具有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研究德国背信罪的立法现状以及相关学说,有助于对背信罪和背信行为的正确理解,为我国今后增设背信罪打下理论基础。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俄与德日犯罪论体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犯罪理论体系的观点很多,但是从整体来看,主要存在"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德日化)和反对"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德日化)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前一种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思潮.本文从两大犯罪论体系的起源论起,论述了费尔巴哈的Tabestand理论及作为其分支的德日与中俄犯罪论体系的不同,着重分析了德日和苏俄犯罪论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并大力倡导德日刑法中费尔巴哈的犯罪论体系和俄罗斯刑法中的塔甘采夫理论.最后指出中国现存的犯罪论体系的缺陷,并提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解决犯罪构成理论中的问题.     

汽车消费贷款犯罪若干问题

随着我国私人汽车的普及和商业银行汽车消费贷款业务的开展,一种新的贷款犯罪——汽车消费贷款犯罪也相应出现并有大幅增长的趋势。汽车消费贷款犯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骗取贷款和恶意欠款。可以从建立信用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加大打击力度等方面入手进行防治。     

论高薪养廉与职务犯罪预防

目前,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偏低,适度提高其工资,实行“高薪养廉”确有必要。但由于其只是政府出台的一种政策性规定,归根结底还是要本已不富裕的地方财政来支付,因而,地方政府同时必须裁冗增效,并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化建设。不过,这并不能彻底预防职务犯罪。事实上,高薪养廉的实质应是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只有让已嬗变的公共权力回归本位,并进行合理配置和互相制约,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预防职务犯罪。     

关于创设“继任犯”理论的构思——兼谈对三个疑案的定罪处罚

基于对约三年内先后出现的3个类似疑案的研究，笔者首次发现了这类犯罪是除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之外的又一种“不完整一罪”犯罪形态，遂将这类犯罪称为“继任犯”，首次提出了“继任犯”理论，能够有效解决现有刑法理论和规定背景下对“继任犯”定罪乱、处罚乱问题。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解析

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成立的前提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可分为一般违法性恶意透支、超限额型恶意透支和超期限型恶意透支,对后两种犯罪性恶意透支设定“催收不还”这一限定条件以认定其犯罪性。     

浅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认定并不是单一的。如果＂办卡人＂自己办卡恶意透支,则＂办卡人＂为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办卡人＂办理信用卡后,与他人出于恶意透支目的造成危害后果,则＂办卡人＂与使用人为本罪的共犯,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办卡人＂办理信用卡后,并非出于恶意透支合谋的目的,借给他人使用造成危害后果,则＂办卡人＂承担民事责任,使用人承担刑事责任。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批判与重构

近年来,信用卡诈骗罪多发,尤其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虽然这只是个罪,但其影响已经超出个罪的范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通过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解读,发现这一个罪中存在两个悖论。其主要原因是该罪的入罪门槛过低,刑罚权的干预范围过大,同时法律条文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修订该法条,可以借鉴德国立法模式,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从信用卡诈骗罪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罪。     

论国际刑事法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管辖权

国家安全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采用传统的军事打击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国际社会一直希望能在国际法律层面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管辖、审判与惩治。《罗马规约》明确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管辖权,但没有具体规定对恐怖主义罪的管辖权。把恐怖主义罪作为一个罪名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将在法律上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恶意透支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并确定了"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限制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两次催收的认定、三个月的宽限期计算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本文试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