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力度促进广东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建议

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最大群体,农村是基层社区,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及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扎实推进我省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全面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是建设幸福广东农村的重大基础性工程,是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我省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所在。     

浅析农村社区党建的问题与对策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通过自我发展适应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新变化,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村改社区后基层党组织所处环境的变化入手,分析农村社区党建面临的问题,通过完善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党组织干部队伍、提高社区党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构建适合农村社区特点的党建新模式。     

浅谈我国农村社区警务建设

与日趋规范的城市社区警务相比,我国对农村的社区警务建设重视不够。随着农村治安状况日趋严峻,开展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已成必要。面对我国农村社区警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根据不断变革和发展的社会需要,加强农村社区警务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浅论农村社区警务

农村社区警务是农村基层公安机关的重要工作,农村社区警务改革是农村公安工作的必然趋势。应针对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推进农村社区警务改革,保障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于农村社区工作的调研与建议

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肥西县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干部队伍薄弱、资金不足、换届调整不及时等问题。因此,农村社区建设要解决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地方办事等问题,把农村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历史追溯与理论透析

农村社区是在自然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承载原有乡村的地域和社会属性;它也被赋予时代的烙印,是市场属性折射出来的社区社会化。通过追溯梳理我国乡村发展的历程,说明不同阶段社区的特点,并从理论上透析我国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是趋向于理性和法治,要求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互动关系,走向一种合作网络治理模式。     

珠海市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珠海市农村社会的整体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珠海市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仍然偏低,农村社区的文化、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有待提升。本文描述了珠海市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基本情况,总结出珠海市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应该遵循的原则,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政策法规、队伍建设、资金投入、文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加快珠海市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具体举措。     

比较与借鉴：构建深圳市宝安特色的社区建设模式

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加重了农村城市化任务。农村城市化为深圳市宝安区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要求。农村城市化后,基层城市管理体制将面临变革,社区建设和管理将成为基层政府的重要任务。参照外地经验,通过比较与借鉴,提出构建深圳市宝安特色的社区建设模式。     

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丈针对农村道德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搞好农村道德建设的对策,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村社区治安的现实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与城市社区治安相比,农村社区治安是我国基层社会治安的薄弱环节。当前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社会流动加剧、精神文明建设缺失以及利益结构的调整,农村社区治安体系建设遭遇诸如治安体制设计不合理、社区治安主体缺失、居民安全意识淡薄、社区人际关系冷漠等现实瓶颈。农村社会治安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实现农村社区治安的和谐稳定,需要＂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设计合理有效的治安体制,构建多元化的社区治安网络,发挥‘邻里守望’的关联作用,增强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以及拓宽农村精神文化建设途径＂。     

农村社区认同的重构

社区认同是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这涉及到农民对社区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对社区的舆论监督、道德教育、社会风气都有重要作用。当前，因生产方式的变化、国家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农村记忆和农村文化的衰落使得农村社区认同出现危机。因此，必须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畅通社会管理渠道，激发社区农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农民的公共责任、义务意识，重视文化纽带作用、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等途径重构农村社区认同。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更好衔接互动,有利于增强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农民幸福安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新形势下必须加大农村社区建设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加强农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建设能力;创新农村社区自治机制,实现行政管理与村居民自治有效衔接;制定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创建特色生态文明示范社区;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投入机制,推进农村社区标准化建设。     

论农村社区警务的构建

农村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构建农村社区警务很有必要,而且十分可行。当前,推进农村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工作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构建农村社区警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新途径、新举措。     

农民发展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中国社会改革进程日渐深人，各种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在目前社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尤以城市化进程为各阶层所瞩目。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又以农民的发展为本位，因而研究农民的发展是搞好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文中从农民的发展研究出发，认识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正在逐渐分化，在分化的过程中又进行着频繁的互动、联合，深入研究这一过程，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宁为例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对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挑战。2009年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提出正是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要途径。目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在各地社区建设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如何处理新型社区与村民自治、双层经营体制之间关系的两大问题,成都和济宁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改革仍面临体制困境和自组织程度低的问题。而此次乡村社会的变革能否全面顺利推进,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农村新型社区进行清晰定位,理清它与农村原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切实保障村民权利。     

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以云南省为例

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在当前全面建设社区的热潮中,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却日益成为边缘化的区域。总体来看,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一些相关困境。通过对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构建"四位一体"的农村社区运行机制、重构农村社区经费投入机制、加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多层次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快人才的培训体系和考核制度建设是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最终出路。     

构建农村社区建设与民间组织发展的联动机制

阻碍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村社区自我服务能力弱,社会自治功能较弱。而农村民间组织能够解决这一困境,将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联动机制：一方面,农村社区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资源支撑;另一方面,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支持和催化作用。     

试论农村社区警务方式之转变

农村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社会人文环境状况以及农村社区公安机关有限的警力资源实际决定了农村社区警务方式转变既有其客观性又有其必要性。农村社区警务方式转变的途径包括划分职能、完善制度、强化建设等。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理据与价值

协同学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近年来党和国家的相关会议文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确凿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当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效率低下、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存在,以及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本性与独特优势,决定了其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证研究已证明,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有助于增进社区农民福祉、实现社区和谐稳定、加速基层政府转型和优化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