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合法性追问

社会转型时期,合法性问题异常突出,而合法性概念在中西语境中有很大的差异.法治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成就,是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虽然缺乏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法治环境,但当代中国同样面临合法性的诉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公众对于法治的信仰和认同.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严惩腐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民主·权威·合法性民主·合法性·制度变迁——论小康社会下我国政府合法性的重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由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设法考证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并努力通过制度变迁来重构我国政府的合法性。     

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略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模式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现合法性模式向民主法治主导型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论中国特色“党社关系”建构的政治合法性逻辑——以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合法性为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资源,因其自身革命理念的巨大惯性和执政之后的意识形态趣尚,被"代入"到和平建设时代,一直在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领域践行其"剩余价值",发挥其剩余效力。由于历史合法性资源本身固有的时效性和易耗性特征,使得寻求现实合法性资源,进而谋求现实合法性与政治认同,以便补充历史合法性在现实时空的持续性消耗,成为执政者所面对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党的现实政治合法性诉求,对于执政党的党社关系建构理念的逻辑要求,是基于现代化建设之现代性视阈,从革命化的"阶级思维"转向社会性的"阶层思维",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以寻求其社会基础的更加广泛的拓展空间。而执政党的现实合法性资源获取路径,也宜顺应社会发展的阶梯式步履进行代际转换,在保持"经济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向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绩效合法性"升级,并最终走向以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的"政治绩效合法性"。     

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流失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目前,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体制的转轨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凸显。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基础有所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政治稳定。为此,必须予以高度关注,采取果断措施,加强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设,促进政治稳定。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性回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党适应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而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我们党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命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回应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夯实并丰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体来说,主要有三重维度,即制度合理性问题、社会焦点问题及发展的应然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分别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合法性回应的根本保障、现实基础及不竭动力。从根本上来说,要消解人治障碍,建设法治中国。     

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探析

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利益分析方法入手,就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含现实利益又包含预期利益,既包含经济利益又包含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而利益需求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因而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能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利益需求,而且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把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也提出了要求:即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协调性。     

中国政治发展与合法性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在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上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双保险。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注重开拓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先后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迈进21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执政党和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拓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只有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构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重大战略课题。综观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中得到了考量。在新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不断深化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中西政党政治比较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学的前置问题与基础命题。廓清中西语境下合法性的概念阐述及合法性标准的评判差异是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源自其生成逻辑、理论体系、执政理念、政治实践四重维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具有合律性、合理性、合价值性、合实践性、合历史性、合民意性等内在特质。面对来自西方政党政治逻辑、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和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国家治理效能亟须提升的内部挑战,需要在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历史叙述模式的创新发展、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多元重塑、执政效能提升与党的自我建设、推进法理型合法性建设等方面实现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维护。     

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与合法性建构

对于合法性理论的研究,我国的研究者一直难以摆脱"韦伯式"的类型学和选举式授权的窠臼。这些研究导致了一种想当然的立场:法理型合法性是"韦伯式"类型学的唯一评判标准,同时西方程序正义和大众选举授权模式成为法理型权威的唯一有效形式。而在韦伯那里,程序正义侧重于法律意义上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选举程序,选举也是精英选举而非大众选举,因此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大众选举授权在韦伯的思想中是对立的、无法结合的两种方式,但经由自由主义的改造后,却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研究忽视了韦伯对权威主体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对执政党权威的判断拘泥于既有价值标准,忽视了权威整合价值规范和秩序重建的根本性作用,导致了对绩效合法性的片面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性锻造和党的十九大新阶段系统的顶层设计,证明了执政党的成长过程也是合法性建构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是合法性的来源,而非相反。     

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模式、挑战与转变

政治学中的合法性概念指的是民众对某种政治统治的自愿服从和认同,合法性基础则是赖以获得合法性的资源。目前,社会的发展对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避免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府合法性危机,必须对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进行调整和转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重视民主制度建设,发挥程序价值的作用。     

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     

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若一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和成因进行研究,分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正确途径和方式,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现代化深度发展的当前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