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

主权国家一直是联合国各种谈判的主体,也是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机制的履约主体,然而,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往往差别较大,其政策立场也会因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而出现波动,给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带来风险和挑战。随着全球气候谈判进程的不断演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以巴黎气候峰会为转折点,城市在全球气候多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落实《巴黎协定》和国家自主减排承诺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城市参与气候治理的形式和内容均有较大差别,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和特色为本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政策倡议和城市网络行动方面更是率先垂范、堪称先锋。得益于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践和倡导,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转型进程之中,国家主体的角色从领导者转向协调者,全球城市气候网络超越了传统的垂直型全球多层治理的障碍,促进了国际气候谈判从零和博弈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正从重要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模式更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做出了新的探索。     

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后格拉斯哥时代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理论困境与中国抉择

后格拉斯哥时代解决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于激发全球公众的责任意识共同合作来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环境问题,因此必须诉诸根本性的气候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气候正义的应然状态,建立在多元主义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上,正是吸纳了罗尔斯正义论、内格尔的霍布斯主义理论、世界主义理论的全球正义学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思考,同时融合了国际帕累托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才让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面对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实然困境,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家应坚持“两个共同体”思想的道德立场,以争取气候谈判话语权为宗旨,秉持两类国家区别对待的双轨思路,为解决气候正义的实践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东盟气候外交的“小国联盟”外交逻辑及其功能性分析

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全球化的影响、全球治理的兴起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气候外交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多个层面积极开展起来。当前，全球气候外交呈现“群体化”趋势，在国际气候外交谈判中，大国集团处于主导地位，而小国集团尽管实力弱小，但在气候外交中展现出积极性和灵活性，争取最大的权益。东盟作为一个小国联盟，也顺应潮流，将气候问题提上东盟议程，通过东盟这一组织化形式参与气候谈判，使东南亚国家的呼声不被群体化格局所淹没。东盟气候外交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形式。东盟各国具备“小国弱者”的特征，其气候外交遵循着特有的外交逻辑，即“东盟方式”与“权力平衡”。     

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逻辑

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单一国家治理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并存阶段及二战后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并存阶段。国际关系治理模式作为一场深刻的历史变迁,有其外在和内在逻辑。在外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表现为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在内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深受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影响。国家主义、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良性互动,有力推动国际关系治理模式进入有序演进轨道。     

从行政区行政走向区域治理：省际接边地区治理的范式创新——以湘鄂渝黔桂接边地区（五溪源）历史沿革与治理创新为例

省际接边地区因地域毗邻、发展相近、形成区域公共性事务,以单一的行政区划行政无法高效治理,需要建立以政府合作共治、社会参与的区域行政与区域治理机制。本文通过梳理政府治理形态和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与进程,具体研究湘鄂渝黔桂五省（市）（五溪源）接边地区的状况,认为省际接边地区的治理必须变革,可能的前景不是不断调整行政区划来适应这一进程,而是走向以政府间合作的区域行政和以政府为中心、社会广泛参与的多中心的区域治理之路。     

从国家伦理角度反思全球变暖及其应对措施

全球变暖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各个国家在全球变暖责任的承担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国家伦理的缺失。国家伦理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对其全体国民及其他国家、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具有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我们需要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建构国家伦理,为国家间实现责任共担奠定共同道德根基。并以此为前提,积极寻找应对措施,如绿色气候资金机制的建立及实施,国际环境法律治理委员会的成立,低碳经济的发展及清洁能源的开发等。